PCXINGXING: 2010/5/23

2010年5月29日星期六

报人程益中

报人程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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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 Panphilip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 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对SARS的报道已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份报纸的编辑们开始寻求方法，想要对这个起源于其它地区的疫情做更真实的报道。他们想要弥补过去被迫发布虚假消息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向官僚机构显示其态度。几周后，他们的机会到了。在北京如期召开人大会议的第一天，该报其中一个前去报道会议的记者拦住了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副部长说话相当谨慎，但仍然露出了点口风。第二天，这份报纸打破了宣传部门对SARS报道的禁令，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指出当局已邀请国际专家来帮助其进行对疫情的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编辑挑这篇文章放在头版，是想淡化其藐视宣传部禁令的冲击力。但读者翻开报纸，在内页却可以看到一整页直接挑战当局对SARS立场的报道。报道引述卫生部副部长的话，承认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疗办法。此外报道还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领导应向公众提供未来疫情爆发的更多信息，以此来防止谣言传播，比方说此前广东曾传说醋和其他民间验方可以预防疾病，以致群众疯狂抢购。

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的是这位官员，可中共指责的却是《南方都市报》。宣传沙皇们认为，报纸编辑不应追求报道真正的新闻，不能将副部长的话照登出来；比起发布SARS方面的新闻，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宣传好两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尤其震怒。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鲜拿的大学文凭。在北京与广东省的记者开会时，他大发雷霆，冲着《南方都市报》记者大喊大叫，指责广东的媒体太不听话，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认为他在北京参加每年最重要的党内会议时，《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严肃处罚这份报纸，同时他要求该报召回报道两会的记者，准备面对一次大扫荡。

这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第一次惹恼党内高层，所以报纸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迅速上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且提出了防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点计划。他们表示，写这篇SARS报道的记者已被开除，将报道放到头版的编辑也被停职。承担最终全部责任的是该报总编辑程益中，一个在中国报界的后起之秀，而他业已被降职处分。这份措辞严厉的检讨看来是安抚住了党内的头头们。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个被开除的记者仍然在为该报写稿，不过换了个署名；被停职的编辑继续天天来上班，不过换了个上班时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着这份报纸，不过换成了执行总编辑的头衔。几个星期后，关于SARS的谎言被揭开，看起来《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公开谴责谎言，承诺要令政府政务更公开透明。虽然中共对SARS报道的审查禁令一直未曾放松，但媒体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有点转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报道。程益中指引员工开始大量报道以前无法报道的新闻。SARS报道重返报纸头版，而更大的新闻还在后面等着，程做好了准备，发布一条令该报此前的越界行为显得无足轻重，令中共与该报关系走向拐点、进一步恶化的新闻。

他是一个瘦削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带着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随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衬衫加牛仔裤，他本来已经就很年轻，但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更小。他当时只有35岁，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主流日报总编辑。可是当外人来到《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时，他们很少会把他误认为是记者。虽然身材不够魁梧，面貌又显得年轻，可他身上散发着激情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甚至会令更年长也更有资历的编辑记者也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从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创办《南方都市报》的国有传媒集团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与众不同。在一间满是城里人的屋子里，只有他是安徽来的农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和诗人海子，是他的怀宁县老乡。在南方日报新分配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参加过1989年民主示威游行的人。他过去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南方最有名的学府，在大四时，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运动。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游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却承认他参加了学生运动。而在当时，南方报业的领导们跟上级表示，集团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示威游行。这样的表态现在看来站不住脚，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迫害行动里，它却可以给他们一些政治庇护。假如他们聘用了程，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再将谎话编圆了。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他。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在中国墨守成规的媒体版图里，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是一块绿洲，在身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却也在不断试探底线。旗下最大胆的媒体叫《南方周末》，它证明了报纸在受到严厉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保持优雅的文风，并因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各地的记者。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方报业集团是宣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党内有着一张各个利益团体结成的网络，这个集团在这个网络里同样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阵营。自从1957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任领导就开始创办与党内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报纸，即《羊城晚报》。其中一位创始人强调说，假如政治气候不允许记者永远讲真话，那么，他们至少应当拒绝说谎话。一代又一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们都在努力达到这个标准。

广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宣传利器。广东有一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这种民族地区之外，思想最独立的地区。自毛泽东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因为广东人习惯于接受来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遥远的北京的讯息。部分原因在于广东有着与外界交流的长期传统——外国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广东移民也在亚洲和西方社会站稳脚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此一直对广东持怀疑态度，于是长期以来委派外省人来这里做高层领导。但广东人却以独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长为一股不易妥协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广东人成为市场改革的先锋，在北京当局还未应允的情况下，就开始力主进行改革。

对于像程益中这样，暑假在安徽的稻田里，帮助家人耕作的大学生来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个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要留在广州，这座位于珠江边、经济兴旺发展的省会城市。他被安排担任《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份报纸是集团的核心出版物，最坚定的党的喉舌。他大学时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在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后来两人结了婚。半年后，《南方日报》派他去湛江担任驻站记者，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南海舰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他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他报道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乡村宗族之间绵延不断的冲突、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他尤其热衷报道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贪腐情况。他时常写些文章，会让编辑觉得太敏感，没法发表。编辑会把这类稿子转到内部参考，供官员审阅，或者干脆毙掉。程益中勉励自己，既然是做这样一份工作，碰到这类情况也是难免的。此刻，他还未完全成为后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他也会告诫自己，毕竟他所服务的报纸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报纸都要更好了，而且新闻工作者的处境看来也在不断提升。在湛江的驻站记者工作告一段落后，1991年8月他被召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工作。他野心勃勃，责任心强，工作勤勉积极，还入了党，想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总是第一个去办公室，给同事扫地打开水，把来稿和记者稿件整理好，齐刷刷地摆放在老编辑们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 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南方都市报》在体育和娱乐版块非常抢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须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他们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的新闻报道。做这样的报道确实有市场因素在里面，但跟利润同样激励程益中的却是新闻工作的准则。在每周的员工例会上，他不断地提醒记者，他们是在为大众服务，鞭策他们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权贵的监督者。当编辑记者问他，某篇稿件或新闻太敏感，是否应避免发表或报道时，程益中总会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编辑记者自我审查、充任宣传部官员的角色，他认为这非常糟糕。他希望编辑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越过障碍，全力以赴争取把新闻发出来，而不要去自我审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报》开始以关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社会性批评报道而闻名。在一篇内部交流中，他对一篇指责妓女卖淫的稿件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报纸应该为弱势群体讲话，妓女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监督和批评有权有势者。在中国，其他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只做外省的批评报道，只批评老百姓的陋习和差错，避免激怒当地官员。而程益中则不遗余力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广州和广东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才是《南方都市报》读者大本营。在创办早期，《南方都市报》关于当地餐馆使用潲水油的调查报道和广州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官员极其震怒，跟省委宣传部抗议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损害了广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静地维护这篇报道，对宣传部门表示，当地官员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报道揭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工作失误，要说报道损害了谁的形象，那也只能说损害了必须对此负责任的官员和部门的形象。

软硬结合的新闻模式，令《南方都市报》在读者中迅速走红。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是8万份，到了次年底就窜升至近40万份。在1999年，发行量超过60万，广告开始大量涌入，报纸第一次赚到钱了。2000年，这份报纸成为中国最厚、同时也是卖得最贵的日报，72个版售价12 美分左右。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程益中被提拔为总编辑。他的好友，一个名叫喻华峰的广告销售人员，成为头牌业务员、该报总经理。这两人都很年轻，但这份报纸的员工更年轻。2200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资深编辑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3岁。

对程益中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兴奋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报》从一个成功跃向另一个成功，成为中国最赚钱、阅读最广泛、最受公众喜爱的报纸之一。其他党报也纷纷效仿，创建了类似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小报，想要复制《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在谈起早年岁月时，程益中告诉我："很兴奋。坐在办公室里，我可以听到报纸成长的声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报摊的销量就会跟着上去。你知道读者是在拥抱你的报纸，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报纸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这种感觉特别让人满足。" 《南方都市报》用的图片越来越多，购买了新的彩印设备，搬进了广州市中心一个更大、更现代的采编中心。此时的程益中没有太多烦恼，如果说有的话，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百般阻挠，他还没有办法把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招牌挂到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程益中也在不断要求记者们更加进取。他对他们说："在报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依附权力而生存，现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份有权力的报纸。"但在树立地位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在树敌。担任总编的第一年，旁边的深圳市想要禁止当地报摊销售这份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批评报道很不受官员欢迎，也因为这份报纸正在从深圳本地报纸那里抢广告和读者。程益中和喻华峰组织报社予以反击，送了一个20人的记者队伍去深圳，请了1000人，在当地免费派送数万份报纸。次日，该报头版头条为"《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到封杀"。但程小心地将批评集中在掌控深圳报摊的官员头上，避免直接批评该市头头脑脑，还刊登了几篇恭维深圳的文章。一个月后，禁令终于被取消。

在那些年，阅读《南方都市报》，是在阅读一份有态度的报纸。在中国，绝大报纸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会让读者感觉，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违法犯罪者总会被抓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此类新闻时，却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国执法机构权利被滥用的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激怒广州当地官员的文章报道说，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女工被绑架，然后被胁迫到广州市据说整治得很好的区里卖淫。"我们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没有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对社会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这只是个常识，但我们的报道要引导读者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在报道惹恼了广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员时，这份报纸享有一点官僚机制上的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广东省委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组织架构上比市一级要高。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让哪位当地领导很不开心，他也不能直接去处罚这份报纸，而是要去跟省里的宣传部门告状。视问题严重程度，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可能会斥责南方报业集团，要求其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做出适应的处理。在每次被训斥后，程益中都要被迫写一篇检讨，检讨其所犯的错误，并且深挖根源。在中国，写这一类的检讨很需要有点艺术，首先需要评估领导们有多生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随后再提出自我惩罚的方案，以求安抚他们。不止一次，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指责程益中的检讨态度不够诚恳，要求他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时候对报纸施加的压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将检讨或道歉信刊登出来。他很讨恶这样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让报纸继续发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集团尽一切所能去保护这份报纸，但随着官员对该报的指责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程益中想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它们。他请来了一个专家，那是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一个宣传官员，由他来执笔写检讨。这个人完全了解上面希望听到什么。他也知道何时抗争，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时撤退，怎样撤退。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南方都市报》可以对上面表示，他们开始进行调查，或者要求某位编辑写检讨，或者通过扣资金、停职甚至开除的方式对相关员工进行处罚。不过，检讨信里给宣传部门领导们看的这些措施，跟南都编辑部里正在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南都真的落实了这些惩处，有些记者可能已经被炒了两次三次，有些编辑也许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奖金。

程益中在不断挑战当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识到，有些报道还是会过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后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没有挑战一党专政，或者报道诸如1980年代末这类题材。他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员们也总是横加阻拦，而且基本都是基于官员自私的个人原因。官员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什么中共的名声；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报纸揭露的社会不公和其它弊端；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可以反党，但不可以去反党员。因为一党专政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人专政，党只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捞钱的袈裟，党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维护社会稳定只是为他们自己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集中发了几篇批评报道，因此受到一连串斥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召来程益中和他的编委会成员训话。程益中对于钟阳胜这种思想僵化、态度刻板的中共官僚无甚敬意，不过在这3小时里他没说一句话。在会后跟同事们一起午餐时，程益中对钟训话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调，进行了一连串的讽刺调侃。结果在当天下午，钟的一个手下就打来电话，责备他辱骂省委领导。程益中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程益中猜测这位告密者并没有敢将他出格的言辞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宣传部长。但经历此事，令他意识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管理一份报纸将面对多大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走钢丝绳"，处境"危机四伏"。

但在他有机会打破对SARS新闻报道的管制时，他没有犹豫。政府强迫《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实的文章，贬低报纸的尊严——同时违背了老一辈编辑信奉的是即便讲真话不可能，也必须要拒绝说谎话的信条——他想要显示他们的力量。《南方都市报》业已壮大，他认为中共官员不会因为SARS报道而将报纸关掉。他觉得最坏的可能是他们将他开除，而他认为这样的风险还算值得。他认为SARS疫情的报道恰恰是一份好报纸应当去追逐的新闻。

几周之后，对编辑们放到他案头的另一篇更冒险的报道，他也持一样的看法。

最初的新闻源头，是出现在互联网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陈峰，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新员工，但在同时，31岁的他也是报社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这是个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伙子，剃着小平头，戴圆边眼睛，他曾供职《财经》，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商业杂志，此外他还在河南帮助创建了一份报纸并任常务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社请他过来加盟深度报道组，这个部门有十几名有经验的记者，负责长篇调查性报道。就在上任几天后，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大学生给他留了个短信——她有个新闻线索想要给他。她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并不知道太多细节，只知道死者刚从大学毕业，名叫孙志刚。

陈峰立刻就看出了这篇报道的潜力。收容制度臭名昭著，权威机构借此推行暂住证制度，并且可以通过收容站，将不想要的在城市谋生的人，通常是农民和没有生吃户口的人赶出城市。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几个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随便在大街上将人拦住，查看他们的证件，假如少了什么证，就可以立刻将他们带走。对于权力的滥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政策，而警察常常会在人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将他们抓走。被收容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会收取费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没有钱，也没有人出面保他们出去，那这些人就只能在监狱的农田或工厂做活，以此来赚取自由。

陈峰意识到，一个大学毕业生死在收容站，这会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但同时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确定《南方都市报》是否能在收容制度这个问题上发表任何文章。从以往的经验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体都会明确避开任何对于司法机构的批评报道，公安局、法院、监狱，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禁忌性的话题。但当陈峰跟编辑说了孙志刚之死的事情后，编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嘱咐他继续调查下去。他对此印象深刻。这正是他来广州的原因——去为一个有勇气、有影响力，做真正的新闻的报纸工作。

陈峰没花多久，就找到了孙志刚的家人。在孙志刚死后两星期，他的父亲仍在广州，想要寻找儿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乡下的农民，官员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只告诉他，他的儿子是因为心脏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坚称，孙志刚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刚刚27岁。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么？警察又究竟为什么要拉他去收容站？孙志刚才搬来广州，有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且据他父亲说，他的一切证件都齐全。陈峰于是建议孙父找一个律师，请一个法医，先做尸检，取得法律方面的证据。

随后陈峰找来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进行报道。王雷从长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面，他又高又瘦，留长发和山羊胡子，但两人对好新闻的热情是一样的。两个记者一致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孙志刚的死因，那这篇报道就很少有下笔之处。当孙父打电话来，表示在广州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时，他们鼓励他继续找下去，并且强调尸检的重要性。他们说，假如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报社就没法帮助他。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警方记录，医院病历，所有当局愿意让孙父复印的资料，但这当中没什么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们着手调查三周后，陈峰接到王雷的电话。孙志刚原先的同学筹集到了尸检的钱，他的家人将验尸报告的结果复印了一份给他。这个年轻的平面设计师是被人殴打致死。

陈峰冲回编辑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验尸报告。他们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了里面的医学术语，但结论很清楚。孙志刚的身体大面积，包括胳膊、双腿、肋骨和后背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冲击极其剧烈，导致他陷入休克，身体器官衰竭，因此致死。两个记者带着他们手上的所有材料，见了《南方都市报》的分管新闻的编委杨斌。杨斌立刻告诉他们继续跟进这条报道，并且给出了两条明确的指引。第一，他告诉他们要特别小心，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如此敏感的新闻报道，不容有一个细小的错误。第二，他让他们要尽快完成调查，在宣传部的人听到风声、禁止他们报道此事之前将文章做出来。《南方都市报》可以将文章尽快刊登，这是因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个新闻审查官部队，在上摊前阅读每篇文章。宣传主管部门的做法是依靠记者自查，同时定期针对特定题材下封口令。蔑视上级指引，这自然很危险，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动起来，那报纸就可以声称他们并没有蓄意违反任何禁令了。

杨斌并没有跟两位记者提出，他们的这篇报道太敏感，也许没法刊登出来。但在午饭时他见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两位记者的发现。他很担心，因为《南方都市报》已经跟广州的公安和其他执法机构结下了梁子。这都是些很危险也很有实权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通过跟宣传部门的头头施加压力，来表达其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关于收容体制的文章，将会令对方采取更有力的报复手段。这篇文章的时机同样有问题。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因为违反了SARS的宣传禁令，已经如履薄冰。从技术上来讲，他甚至已经不再是该报总编了。但程益中觉得这篇报道太重要了，忽视不得，于是告诉杨斌一定要将报道发出来。

两个记者动作很快，开始分头行事。陈峰去见了法医，对方很紧张地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孙一定是遭受到了残忍的殴打，而且殴打应该发生在他死亡时间72小时之内。王雷则装作孙志刚的亲戚，去了收容站的医院，他在那里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并且录下了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辞。他们还采访了孙志刚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孙志刚生命最后几天的时间表。他是在不到一个月前来的广州，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当天晚上11时许，他给室友打来电话，说他在去网吧的路上被两个警察拦了，因为他没有随身带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去当地的派出所。这位室友立刻就带着孙志刚的身份证和钱想要去保他出来，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员后，却不肯放孙走。其中一个警察表示，他们有权决定该留谁该放谁。后来室友在收容站里看到了孙志刚，悄悄问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孙志刚回答说他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并没什么大问题。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孙志刚打来的电话，此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害怕，说他要被送去收容站。这位朋友给孙志刚的老板打了电话，后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来，但他也被拒绝了。第三天，孙志刚的朋友们得知，他已被转去收容站医院，于是想去探望他。医生不许他们去看，说是只有他的家属才能来保他。而当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们再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陈峰和王雷将对公安部门的采访安排在了最后。他们去采访了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和公安局，没人开口跟他们说话。唯一接受采访的是市局负责管理收容制度的一个小官僚。陈峰没有预约，直接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人正在电脑上玩扑克游戏。他同意搁下游戏接受采访，但他表示他"99%确信"孙志刚在收容站没有受到殴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医院病房里都有摄像头，所以假如真有殴打的话，上面的人也应该会发现并且制止。可在陈锋表示想看看监控录像时，这位官员却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陈峰和王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再写这篇文章。巧的是他们碰到了杨斌，而杨斌问他们采访进展到哪一步时，他们提及在当天上午采访了警察局。杨斌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告诉记者们，他们应该在最后一刻再去联系公安，以防警察局一个电话打给宣传部，禁止这篇文章刊登。随后他让他们坐下来，立刻开写这篇报道。他希望当天晚上将稿子登出来。

陈峰和王雷没吃晚饭，奋笔疾书，在晚上9点半写完了文章。他们讲述了孙志刚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将他保出来。他们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了孙志刚身上的多处伤情。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警察将他扣在收容所，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他们指出，只有无家可归者、失去经济来源者，以及没有身份证的人才是收容的对象，但孙志刚的朋友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证件，证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这是篇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新闻报道，笔法生动，情绪克制。一直是在文末，陈峰和王雷才开始引述亲友的话，描述孙志刚是个怎样的人：他很有才华、工作努力、为人固执。在文章后面，他们配了一张孙志刚家人从湖北小乡村来到广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读书期间拿到的奖状。文中引用了孙父的原话："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杨斌在报纸内页给这篇报道留了两个版，在头版下方放了一个大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学毕业生，27岁，在广州街头被收容三天后死亡，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过几个钟头，印厂就要开始印刷次日的报纸了。当夜班编辑读到孙志刚一文时，他犹豫了一下。杨斌告诉他，程益中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并且批准见报，但夜班编辑还是想让总编辑再最终考虑一下。假如改变主意的话，撤版还来得及。可在夜班编辑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时，程益中还是下令，坚决刊发此文。

程益中十分清楚这篇报道将会引发多么大的震动，他一夜无眠，迫不及待地等待报纸出街。他相信全中国的人都会谈论此事，在离开办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属，要尽快把报道传给新浪网和搜狐网的编辑。这两个门户网站的读者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报纸或杂志，同时，因为它们属于私人公司运营，在面对新闻审查时回旋的余地要更大一些。虽然两个网站不得进行新闻采访，但可以刊登全国各个公开发行的媒体上的文章。网站在全国拥有巨大读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们关注新闻事件，影响社会舆论，并且可以用党报所不具备的方式进行公众议程设置。像《南方都市报》这类的报纸兴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版图，而互联网助推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南方都市报》与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天凌晨2点钟左右，《南方都市报》都会将最好的稿件提供给对方。而在这两家网站首页放上《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点阅率开始攀升。网络加大了报纸的影响力与冲击力，而且在内容上网后，宣传部门更加难以禁止其传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孙志刚之死的报道上网，就不再仅仅是一宗只会让本地官员跳脚的本埠新闻。这将是个全国性的报道，拥有全国读者的关注，在全国掀起反响。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其他重大新闻，可对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的反响，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见所未见的。人们读到此文后，立刻发email将文章转发，在中国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断转载。《南方都市报》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传真，他们想要表达愤怒的情绪，或者诉说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几万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两个网站的留言数量不断攀升，他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他和报纸正在其中。这篇报道表达了民众对收容制度的憎恶，人们现在想要公开表达对它的不满。记者们在不断接听电话传真，编辑部一片忙乱。陈峰和王雷根据对孙父的采访，完成了一篇后续报道。但在下午，一个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官员打来电话，下令《南方都市报》对此案不得进行任何报道。

对于这通电话程益中并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当局的电话，而他们的静默只会让他更加备感焦虑。他本来担心上面迟迟不发话，是在筹划着对他和报纸采取严厉的手段。现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报纸处在怎样的境地了。他召来编辑记者开会，告诉陈峰和王雷，就算暂时没办法刊登相关稿件，但他们还是应该继续跟进孙案报道。他说报道被禁，只是一个暂时的挫败，他发誓要找到对策，会尽快把暂压下来的报道见诸报端；并且就算当局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那他们还可以报道其它类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们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们还可以抨击收容制度本身。他说，报纸应该继续质疑和挑战收容制度，因为一份好报纸就应当倡导社会进步。程益中肯定地说，假如《南方都市报》做好了本分工作继续报道下去，那么收容制度一定会被取消，收容法一定会被废止，而这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奋斗目标。

陈峰和王雷对视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制度这种想法，听起来犹如痴人说梦，他们都觉得总编辑疯了。

几周过去了，事情看起来真是出现了转机。中共新领导层刚刚取消了对SARS报道的禁令，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越来越大。关于政府诚信公开的讨论，令宣传部的新闻审官员们再也站不住脚跟。广东的宣传主管部门虽然禁止再报道孙志刚案，但北京的官员并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报纸开始跟进报道《南方都市报》暂时所无法报道的新闻。陈峰和王雷写的那篇后续报道，虽然《南方都市报》没法刊出，但却出现在一家北京的报纸上。陈峰将文章交给了那家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她用了一个笔名将文章登出。

全国各地的记者都开始深度挖掘收容制度的黑幕，在过去这样的题材完全是个禁区，但现在，编辑可以安排记者去采写这类新闻了。浮出水面的景象越来越令人震惊、令人悲愤。收容制度的动机，据中共声称，是要去帮助无家可归和没有生计的人回到家乡，可现在它却被警方用来"清洗"社区，为自己创收，其背后的实质就是黑金政治，无异于政权授权警察绑架公民加以勒索，当然照例会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无端随意逮捕200万人，将他们发配到700个收容站的庞大收容体系中去，并且要让被收容者拿金钱换取自由。报纸和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们被无端地抓起来，不仅遭到勒索，还要受到残忍的伤害。有一个中学生在南宁街头迷路，随后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后他回到家时遍体鳞伤、身无分文、语无伦次。两个13岁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苏省的一家收容站后，被老鸨 "购买"，后在北京被迫卖淫。一个年轻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暂住证，但对方随手将证件撕碎，将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体仓库里，她被一群饥渴的男人强暴。

程益中设法让《南方都市报》继续走在报道的前列。迫于压力，当局高调宣布将对孙志刚案进行调查，于是他派记者住在孙家人所在的旅馆里，这样可以更严密地跟踪调查进展。他派其他记者采访法律学者，了解对收容制度的相关制衡性法规，随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将被收容者的范围放大。《南方都市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收容法和收容制度的言辞犀利的社论。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在打响一场圣战。程益中觉得现在没时间去追求所谓的客观了。强力支持收容制的国家机器和机制太强大了，而主张正义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报》不可能后退，也不可能不明确表达它的立场。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广东省委就孙志刚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省委大员观看了由闭路电视摄像头拍下的孙志刚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录像。这是一段非常残忍的画面。一帮人用棉被蒙住孙志刚，然后连续对他拳打脚踢，持续十几分钟。官员们还得知，这个收容救治医院开业不到一年时间，期间先后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陈峰和王雷采访其他死难者在这个收容救治医院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假如能弄到这个监控录像，就更好。

两名记者竭尽所能，但没有太大收获。没有哪个广州官员还愿意跟《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讲话。但陈峰还是又写了一篇出色的调查报道，详细介绍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价格，从广东警察那里"购买"下被收容人员。湖南省当地的警方，没法抓到足够的人提供给收容站，他们赚的钱不够多，所以要从外地买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价钱。没法筹到钱的人就只能像奴隶一样在监狱农场干活，或者被"转卖"给别的收容站。陈峰在文中写道，在5年时间里，该收容站赚到了近50万美元。

不仅仅只有媒体在群起批评收容制度。北京3位年轻的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其重新审查收容制度是否违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3人发现一个言辞比较含糊的法律条款，给予公民做类似请愿上书的权利，于是他们3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周后，5位著名法学教授支持了他们对法律的此种解读，并且也发出了审视收容制度是否违宪的请求。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公众的义愤仍在持续发酵，孙志刚的朋友和同学建了一个纪念他的网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广州为他组织一次守夜。

在此期间，中共新任领导人一直对此保持缄默。假如他们像对待SARS的问题一样，积极应对坊间取缔收容制度的呼声，采取又一次大胆改革，那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与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间的鸿沟。他们看起来是在严肃考虑未来的决策，但没人可以肯定结果是什么，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结果。连《南方都市报》也不敢预判领导层的考量结果。《南方都市报》发表孙志案之死一文不到2个月后，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新任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废除收容制度，并且决定立刻实施。700多所收容站随即关闭。在《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部里，有人拿着新华社的通稿，跑去给程益中看。他惊呆了。他转过身来对同事说，他没有想到领导人的动作这么干净利索。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一家报纸曾经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此时，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已经出清样了，但程益中让编辑再加一个头条。他去请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写一篇社评。然后，他出门去和编辑记者聚餐庆祝。

许多党内有识之士也在庆祝《南方都市报》的胜利。他们将《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的案例视为教科书式的榜样，它证明了一份勇敢的媒体可以帮助中共与腐败作斗争，提高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不过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报纸很满意，一些人由此更坚信失去对媒体的控制，将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发表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把《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叫到一边，气急败坏地威胁说假如他在《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中找到一处不实，他一定会将《南方都市报》请上法院的被告席，让法院收拾《南方都市报》。后来程益中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捎来广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这件事上一定要退让。广东省委的官员只是做了一场秀，显示他们对孙案进行了细致调查严肃处理，但事实很明显，他们只想尽快把事件了结。一个月后，广东当局就宣布已经逮捕并检控了孙志刚案涉案人员18 人，包括8名被控殴打孙志刚的同监被收容人员，5名鼓励或默许殴打的警卫。无端扣押孙志刚的警察也成了阶下囚。他们被处以严厉的判刑，其中一个主犯被判处死刑。但审判未对外界公开，政府从未提供孙志刚致死的详细事件经过。只有几个记者允许进法庭旁听，但他们不得记笔记，也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闻通稿。当审判结果公布后，宣传部要求各大网站禁止网友发表评论。

从一开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此次"圣战"，必定会与某些权贵、某些机构结怨。收容制度被废除，势必会使中国各地的公安丧失一个有效的管制工具，同时失去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孙志刚一案也令广州的领导蒙羞，影响了一批官员的仕途。从公开层面，20多名官员受到处分，包括该市公安局副局长，但消息人士还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员在内部严厉批评了广州市领导，此举将影响其他很多官员被提拔。之后程益中不断听到风声，广州的官员，市委书记林树森、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和公安局局长朱穗生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一定要《南方都市报》，声称假如省委宣传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来收拾。

收容制度被取消后几个星期后，麻烦就开始来了。程益中当时和总经理喻华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当时柯达公司一个主管打来的电话，柯达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主要的广告客户。她告诉他，广州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询问她与《南方都市报》主要领导之间的交往。她说，他们特别想要知道，双方有没有不正当的礼物或现金往来。随后，程益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大型广告公司的总裁。到了7月中旬，几乎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过广告的大公司都被问了一圈。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显然是要求审计和警方对《南方都市报》的财务进行调查，想要找出该报贪污的证据。程益中对此一开始并不担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做事情干净，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报》在党内的支持者应该比反对者更多、更强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华锋，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请一位省领导出面干预，因此喻华峰在一天后即被释放。

将贪污调查搁到一边，在孙志刚案件获胜后，《南方都市报》发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断打破中共宣传机构的条条框框，刊登了一系列广东公安丑闻的批评性报道，报纸荣获了几项新闻大奖。2003年发行量突破140万大关，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6亿元人民币。程益中和喻华峰期待着进一步发展，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扩张。10月份，中宣部批准《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在首都创办发行一份新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新京报》，继承《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传统。中共批准程益中兼任该报总编，在管理《南方都市报》的同时兼管《新京报》，喻华峰兼任该报总经理。

在广州，警方还在不断向《南方都市报》施压。他们警告广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报》投放广告，否则会用查税的办法收拾他们，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说，假使他们不检举揭发《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他们自己就将面临起诉的危险。调查人员从《南方都市报》搬走了几卡车文件，翻检花费清单和账单，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可供大做文章的蛛丝马迹。接着到了12月，警方出现在编辑部，再次带走了喻华峰。这一次，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再次恳请省领导出面，但警方仍然不肯释放他。程益中很担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只是暂时的。他行动起来，动员党内力量、报社员工及社会支持喻华峰，联名上书高层，联系有影响力的中共老领导。他很愤怒，不断告诉自己，《南方都市报》一定要战胜敌人。

在喻华峰被捕10天后，《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兴冲冲地回到编辑部，带回了一条独家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广州市某医院确诊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这是几个月来中国出现的首宗病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疫情卷土重来的疑虑。程益中当时在北京主持《新京报》的创刊筹备工作，但他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问《南方都市报》是否应该发这条新闻。此时喻华峰仍在狱中，前途未卜，而这条消息一出街，必定会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这个时候做交易已经来不及，当时也没有哪条新闻比这一条更重大，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几年后，当我问他当时的决定时，程益中告诉我，作此决定并不困难。他承认，没错，在喻被捕后，从"逻辑上"理应更加谨慎。"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他说，"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令我们牺牲新闻准则，我们没有理由妥协。" 《南方都市报》在SARS的第一波报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传口径屈服的，他不想再让这份报纸处于同样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喻华峰遭遇的麻烦有那么大，也不能确定报纸的立场软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说，即使《南方都市报》用8个版为公安歌功颂德，也可能同样于事无补。他相信那些人，对《南方都市报》已经做出了决定。

当然，刊发SARS报道同样也于事无补。第二天，省委书记张德江召开紧急会议，与省委高层研究如何控制对SARS疫情复发的报道，结果非常尴尬地发现，在座所有人都已经看过早上的《南方都市报》，只有他例外。张德江极其恼火，而那些一心想要报复《南方都市报》的人现在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军——广东省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同样因为《南方都市报》的SARS报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对《南方都市报》领导层的贪污调查旋即升级。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里，大批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进驻《南方都市报》，轮番传讯盘问了该报20多个编辑记者和广告业务人员。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围、押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大楼，受到了近7个小时盘问后被释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分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李民英。

就在这期间，一个自称负责看管喻华峰的警察联系上程益中。程益中担心他的办公室被人监听，所以两人约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面。在这个闹哄哄的餐馆里，吃着热辣的湖北菜，这个看守告诉程益中，喻华锋被关在广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馆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里，警方拿这里当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说喻华峰被打得很惨很惨，打到他几度用头撞墙想要自杀。听到这里，程益中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华峰一起为《南方都市报》的事业奋斗，程把喻视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战友；现在，喻为他和《南方都市报》备受折磨。喻华峰是个商人，不是记者，虽然程益中知道，喻华峰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新闻理念，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他仍然觉得，现在受磨难的是喻华峰而不是自己，对此他有一种负罪感。更糟糕的是，现在他毕竟还是自由身，是做着中国两份最好报纸的明星总编辑，但他却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诉我："我对他所遭受的磨难，感同身受，心如刀绞。我觉得既内疚，又愤怒。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体制弊端的仇恨。"

喻华峰妻子此时对程益中已经开始埋怨了，当他告诉她自己听到的消息时，情况更为糟糕，她认为他应该为自己丈夫的被捕负责，同时还指责他没有尽力去救他。她的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觉得没什么办法说服他。她现在独自一人、忧心忡忡、情绪激动，她在设法营救丈夫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年幼的儿子，这个小男孩一直以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请了律师，但律师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准见喻华峰一面，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程益中只能告诉她，他尽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要将喻救出来，他清楚这样的表态对她来说并不足够。程益中非常明白，误解只是暂时的，等警方出现把自己拷走时，一切将迎刃而解，到时候她一定会明白，程益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他也在做出牺牲，和喻华峰一样。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调查的真正目标，警方是想让喻华峰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而无论如何自己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调查的焦点转到了每年《南方都市报》为编辑记者和广告经理发放的年终奖金上面。检方想将这笔报酬定性为贪污公款，并且迫使高层员工退回奖金，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显然是个无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为当局威胁说不退钱就要判刑，为求自保，一个接一个的南方都市报高层员工都将钱交了上去。只有程益中始终拒绝。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清楚现在违心认错退款已于事无补；相反，这只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狱中的同事。作为一个记者，程益中从没有天真到低估国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这一切时也觉得简直难以相信。他觉得他们的所为未必太愚蠢了，因为这些作法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众一定会相信，逮捕他们是在给他们安上莫虚有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2004年1月底，当局的螺丝拧得更紧了。在一次中共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的广东省管干部的两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题，大声辛辣地质问：中共是否还拥有《南方都市报》？他愤恨地说，媒体不能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监督媒体。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随即接过麦克风，恶狠狠地大声插话："他们这是私分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等于未判先决，已经在押的喻华峰和李民英已被判决，程益中在劫难逃。

这样的指责激怒了程益中。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几天后，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经委会上发表了挑衅意味很浓的演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他知道这是他的告别演说，所以他事先就把讲稿写好了，白纸黑字。在广州军区的大礼堂里，面对着2000多个员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达对喻华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报》面对的是"乌云飞度的现实"。他说，自从孙志刚案的报道刊登以后，广州城的权势人物就"磨刀霍霍"，决意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已是城中"公开的秘密"。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

程益中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而应选择战斗到底，直到乌云散尽、《南方都市报》重建光荣与辉煌。他宣布："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3月初，当局高层勒令程益中从《新京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下来。他把这看作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标志着北京的中共新领导人——同样的人，曾经解除了SARS报道的封口令，废除了收容制度——已经同意让广东的下级单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来几天，在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们的会见时，程益中非常明确地告诉领导：他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坚信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令集团蒙羞、对不起领导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后的一份内部交流信上，他请《南方都市报》的同人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捍卫这份报纸。他回家与儿子亲热告别，跟妻子在小区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以避开家里可能安插的监听设施；他告诉她：在被捕后，请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诉全社会，他是无辜的，他被捕入狱完全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地方官员，他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进步献出自由，而历史一定会还他清白，让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他拜托她照顾好他80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儿子。

几天后，3月19日，喻华峰接受一审判决，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开庭前的凌晨2点55分，大批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当时正在偏远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栈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接下来的故事听来很悲哀并且很讽刺：孙志刚案报道出炉，引发了一系列的整顿警察和狱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关报道被捕的报纸总编辑现在却成了这类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内外墙壁上张贴着海报，宣传中共正在进行看守所和监狱的"整改运动"，鼓励被牢头狱霸欺负的犯人向上面举报。程益中的狱友告诉他，看守所的情况在他的报纸报道孙志刚案之前，要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来这也算是自己为自己无意谋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无罪关押了达6年之久，一直还在等待庭审或宣判。程益中当时在心里寻思，一旦条件允许，他还要让记者来报道这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选题。

大约有20个人跟程益中合住这间20来平方米的狱室。里面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会，身材高大健硕，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执行死刑的另外一个说法。程益中刚来时，这个等待"打靶" 的人要他照例向他"报到"。还没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个看守就将这个犯人叫了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等他再回来时，这个黑社会头目看起来和气了很多，还主动要带程益中熟悉这间小小的狱室。他指派了一个长相很像吴彦祖的新加坡籍年轻人当程益中的"佣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着他请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点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这位老大说了什么，但他猜测监狱方面想待他客气点儿，以防他在被释后要写点狱中经历什么的。后来，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狱友对他也很照顾。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难友。任何胆敢跟公安作对的人，在他们看来都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检方在刚开始的时候，天天都要审问程益中。他们仍然希望他主动 "承认"年终奖是非法所得。有些时候，他们对他发表长篇大论，威胁恐吓他，用污言秽语侮辱他。有些时候，他们则只是简单地去劝说他。刚开始时，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个亲手栽培的年轻编辑背叛了他，公开谴责他的罪行和问题，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志。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对他的压力，不给他食物，狱室里通宵开灯不让他睡觉，等他睡着后又揪住他的头发让他站立，或者干脆向他头上浇泼冷水。但程益中拒绝配合。他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无罪，有罪的是他们。他提醒自己，不论他们做出了什么威逼利诱，认罪的结果只会让他自取其辱。假如还想要清清白白地从这里走出去，那他就必须坚称自己无罪，毕竟这就是事实。程益中反复对检方指出：假如奖金真的如他们所说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决好了，怎么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没必要让他去认罪。

在棺材一样封闭的看守所内，时间仿佛停滞了。没有窗户，没有朝阳，没有落日。没有四季流转。他的亲友都不得去探视他。有时程益中甚至希望检察院的人多来，因为他至少可以通过他们的着装或神态，推测出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晴天还是下雨，猜测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当然希望现在人们仍在为他的自由进行抗争。他想，假如现在外界真的在公开反对他被捕一事的话，那或许当局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关押他。假如情况如此，那他拒绝向检方屈服就尤为重要。认罪服法，只会让敌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将他定罪。

检察院的人都穿制服，轮班工作，通常审讯要进行到后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们容光焕发地来见程益中，大家新剪了头发，换上了便衣。他们告诉程益中要放松放松。他们说，今天外面是晴天，他们要带他去他们的办公室。程益中很警觉。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怀疑他们要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们带他走出看守所，开车去了检察院总部，将他领进一间会议室。检察官说，今天他们不谈他的罪行，而是想请他跟他们的新员工聊聊天，这些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很爱读他的报纸。几个年轻人走进房间。程益中注意到，当中的几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们坐在他身边，跟他聊起人生、文学、诗歌和理想主义这类话题。他们说他们都很崇拜他，其中一个还念起了他的诗。程益中顺着他们的意思，一边喝茶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午饭时分，服务员送来了几筐他的安徽家乡菜——脆皮鱼、黄山石鸡——还送上了面条。程益中吃完后，一个检察官使了个眼色，随后，一个女人端着他生平所见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来。

"程总，今天是你39岁的生日，"这位检察官说。"现在还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度过你40岁的生日。我们都希望，通向你40岁的生日这条道路会很愉快。"

然后他们给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让他许个愿再切蛋糕。房间里有人举起了照相机。在一瞬间，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点就要流下眼泪。但他控制住了，因为很快他就意识到，他的眼泪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要让他脆弱和崩溃，然后抓拍到那一刻的画面，电视台常常播出这类画面：贪污腐败分子痛哭涕零，承认他们的桩桩罪行。

其中一个检察官又发话了。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就在检察院总部大楼的马路对面。他问程益中有没有想过，假如是在对面那栋大楼，他会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日晚会呢。他开导说，他不必要死扛在监狱里，这样固执下去实在太愚蠢了。别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庆祝生日，而他却要孤零零一个人，让妻子和儿子生活在屈辱之中。这个人问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子来说，失去父亲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80岁的母亲来说，失去儿子意味着什么。他问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么牵挂他。然后他又挑逗性地问，他是否想要见到老婆儿子，此时此他们就在检察院隔壁房间里，如果他希望的话，他现在就能见到他们，甚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接着这位检察官指着一包衣服给他看，说他的妻子和儿子今天一早就送来了这袋衣服，并跪在门外，乞求门卫让他们看他一眼。检察官从衣服袋里取出了一张他妻子与儿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时盯着程益中，期待着他的表现。

但程已经受够了。他站起身来，说他并不想见到家人，他只想回牢房去。

坐进警车，回看守所去。此时，天色已暗，街灯次第开放。警车潜行，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透过车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对面的《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他看到9楼他自己的办公室，窗户紧闭，没有开灯。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闪过，大楼顶上"南方都市报"5个红色的大字亮了起来。在他被关起来时，他的员工们经过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他想要的"南方都市报"招牌亮了出来。

程益中开始默默流泪。

没有人看见。

他意识到，虽未身死，但已永诀。

随后绿灯亮了，开往看守所的警车继续前行。

程益中在狱中时，他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开始发起了一场声援他的运动。他们上书中共领导，随后在互联网上呼吁民众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记者陈峰，递交了公开信。其他人则在私下里联系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向我们提供信息。《南方都市报》领导被捕一事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很快，全国的记者都开始在请愿书上签名。许多曾公开反对收容制度的人，现在开始为 3个被囚禁的报人奔走支援。其中一个要求审视收视制度是否违宪的青年法学者许志永，主动请缨，帮助做他们的司法辩护，并且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也动员到了党内的开明派人士，几位有影响的党内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广东省领导，主动发话，要求看到本案的详细解释。程益中并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终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众的反对声浪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约5个月后，司法当局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将他无罪释放。喻华峰和李民英仍在狱中，但刑期被大幅削减，此后李也被释放。

我上一次见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们在北京一家高档的上海菜馆包房里一起午餐，谈起他的经历时，他的态度很骄傲，几近挑衅。再过几个月，喻华峰也将减刑期满释放，程益中计划要去为他接风洗尘。他说他至今仍会感到内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这完全没有道理。检察官说我是主犯，他是从犯。可为什么他们放了我，却还要把他关在牢里呢？"

程益中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和原来一样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报》或《新京报》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他相信在中国目前的日报里，只有这两张日报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报纸。在他手把手教导的同人领导下，这两张报纸都仍然在茁壮成长，不断突破当局的打压和限制。

饭后程益中告诉我，他一度相信中共党内有人才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新闻记者可以通过为弱势群体讲话，暴露权力被滥用的中国社会痼疾，从而加速这一改革进程。但牢狱生活和无妄之灾改变了他，现在他相信极权政治已经使它的官员腐败到了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害。而这样的判断，令他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报人，都不再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这让他不安。

他说："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最坏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

韩寒: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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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加班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没有工资，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二十公里外，买了一个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些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的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没有社会保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对以后的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5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这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买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和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每个月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

地球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1。该国百姓收入是欧美的几十分之一，房价却要赶超欧美；
2。该国房子可以是自己的，但土地永远是国家的！最近又补充了一下："房子是土地的一部分"！
3。该国的国际长途，从国内打到国外的价格是国外打到国内价格的10倍以上！
4。该国说"教育兴国"，"教育是根本"……，但教育经费投入之少与非洲穷国乌干达看齐，百姓自掏教育经费之多全球之冠！此谓优越性！
5。该国公务员的薪水不拿全国的平均水平，而是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此谓 "高薪养廉"；
6。该国全国公务员不交一分钱"养老金"，而退休后的养老金是全国其他人民的3倍以上。小泉纯一郎3个月没缴"养老金"，电视台作为丑闻天天放！此谓"百步笑三步"。
7 。该国有很多企业叫国有企业，书上写公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老百姓不但没有拥有该企业，反而被其垄断的性质不断压榨）
8。禁止收看外国的电视节目！—（比塔利班的禁止收看电视可能要仁慈一点）
9。在这里开车撞了人最好确认撞死再报警，这样责任更小
10。在国内旅游也需要"签证"
11. 反对。。。。就要坐牢
12. 上市公司诈骗，股民受损失，但国家法院不受理此类赔偿！--（因为无法可依）
13. 禁止用自己买下的房子来作公司办公室
14. 去网吧上网要出示身份证。
15. 黄色刊物属于非法，但性用品商店到处都是。
16. 摩托车的行驶证（牌照）价格比摩托车本身高上好几倍。
17. 在国外能够浏览的互联网内容在该国可能就无法浏览--（不是你的电脑故障）
18. 电话打得越多越贵，没打电话也要你付钱
19. 医疗事故其实是由医院来裁决的--（法院参照医院所属的上级部门的鉴定报告来判决）
21。该国法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因还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法律"
22。军队是属于某个政党的，不是国家的。
23。人民是不能直接参与投票选举领袖的。
24。一个国家可以有2种。。。。
25。每个公司中都有一个叫作党支部书记的职位——（当然，它是不负责公司业务的）
26。该国中有个叫作"离休干部"的阶层，可以享受高于普通公民的待遇。
27。新闻媒体是由某个。。投资的，但用的却是纳税人的钱

28。人民是不能随意改变居住地的——（户口）
29。该国的货币是不能在世界上流通的。
30。每对夫妇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31。党内行政警告处分可以用来代替刑事处分。
32。"失业"在该国被称之为 "下岗"。
33。该国没有商业电视台，但电视广告却比国外台多好几倍。
34。让老百姓知道的越少越好，这是该国的"既定国策"。
35。该国人口中有30%以上的文盲或准文盲。
36。该国的法制中有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37。当地人会把非本地人称作为"外来盲流"。
38。该国的。。垄断很多产业，他们称之为"民族产业"——（电信，交通，媒体，水电煤，…）
39。该国的公民（大多数）认为爱国就是要爱党。
40.该国。。天天都在担心。。。

41.在英国，你说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该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
42.该国有一种列车叫和谐号，和谐号列车提醒大家：乘客谷（歌）因不遵守列车规定已被驱逐下车，请车上乘客务必遵守规定，拉紧窗帘，不得观看窗外风景。

43. 00000
44.......

45.该国总理说要控制房价，于是房价飙升；总理说要稳定物价，于是物价暴涨；总理说要查.....
46.该国从小学到大学思想品德考核第一条都是热爱祖国，热爱、党。我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爱不爱党跟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有什么关系。纳税人养活。。。，还强迫每个人必须爱它。这就好比我买了条狗，每天喂他吃喝，他不好好看门，我不仅连让它滚蛋的权利都没有，我还得爱它。神奇啊。

47.该国有种制度叫一国两制：屁民上网实名制，官员财产隐藏制。

48.该。。。。。
49.。。。。。。

50。该国的公民（大多数）看了这些只能无奈的笑笑。

51,这个国家的人看完文章后，大部分人都会心底的无奈。但也必然会有几个以高官和前辈的角度，说些不疼不痒的装比官话，或说是改革的镇痛等等此类话的人。来体现自己的"博学"和"客观"（都是装比）。来逃避以上这些本来已存在多年畸形的社会问题，和现实民生问题。以至于继续畸形下去......

2010年5月25日星期二

2010年5月真理部指令一览

May 24, 2010

对天安号事件报道只用新华社通稿，严格按照外交部发言人有关表态进行报道，对事件不炒作，不援引外媒评论。

这条来自正义部：贺卫方文章还有媒体在发，建议不要再发，但不做硬性规定，原因是贺还是没有走得太远，和滕彪他们不太一样。另，近期，袁腾飞公开大骂毛，以后其文章不准发。孙立平的文章近期在网上风传，其说得太多了，已开始走板了。

May 17, 2010

江苏省泰兴杀童案徐玉元一审宣判使用新华社通稿。二审和执行死刑各媒体不报道。类似案件报道不炒作不作连续深度报道。

May 14, 2010

正确报道"中美人权对话"，相关消息不上首页，关闭跟贴评论。

May 12, 2010

有关陕西南郑县一幼儿园发生砍伤事件，只转发新华社通稿，不转发其他来源消息，不安排在显著位置，不长时间摆放，关闭新闻跟帖。请各地加强监管，确保相关要求落实。不得放重要位置，不得互动（评论）。

南郑幼儿园杀童案，各电视台、报社、电台不准派记者前去采访，已派出的全部撤回，相关报道比照新华社删除处理。(国新办)

陕西杀童案只发党媒稿件，互动环节不讨论。

May 11, 2010

关于新疆互联网的新闻，一律用新疆媒体的稿子，做到不宣传，不炒作，不跟风。

May 10, 2010

各网撤除"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相关内容。

不报道"辽宁上访人员在北京采取极端行为要求政府解决上访诉求"、"有关部门依法吊销北京律师唐吉田刘巍律师职业证"。

May 6, 2010

央视大火案今日宣判不要炒作。使用新华社通稿。

May 5, 2010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4日披露，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限制媒体对学校凶杀案、上海世博会、房地产泡沫风险、金正日访华及台湾政治形势等问题的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得到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

May 4, 2010

金正日来华报道消息，一律引用中央级媒体报道，关闭跟贴评论。

May 2nd, 2010

对以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为题材拍摄的纪录片《克拉玛依》参展香港电影节，不许报道。

富士康网站被黑！！！

富士康网站被黑！！！ http://hr.foxconn.com/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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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小凯

2010年5月24日星期一

央视《新闻调查》：疯狂的裸聊

央视《新闻调查》栏目5月22日播出节目《疯狂的裸聊》，以下是节目实录：近年，网络色情犯罪一直是打击难点。嫌疑人往往频繁更换域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对他们的打击就变得有点像割韭菜，割一茬又生一茬，如何有效的打击网络色情犯罪呢？在公安部和湖北省公安厅的指导下，荆州市警方的办法是擒贼擒王，治病抓根。那么他们抓的根到底在哪呢？

　　2009年4月到8月间，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的民警在网络上相继发现了280多个色情网站，这些色情网站的浏览量非常高。其中一个叫" 丁香成人社区"的网站浏览量最为惊人。

　　魏松(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民警)：通过搜索引擎"百度"、"搜狗"、"谷歌"，这些搜索引擎直接搜索，当时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淫秽色情的网站。当时接触这个网站之后，发现这个网站的点击量特别大。

　　记者：大到什么程度呢？

　　魏松：整个网站的点击量有7.3亿多人次来去点击浏览这个网站。

　　魏松是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的民警，一个淫秽色情网站7.3亿的浏览量让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感到十分吃惊。

　　记者：你当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直觉反映？

　　魏松：然后就是想看为什么这个网站上面有这么大点击量，跟其它的淫秽色情网站有什么不同。

　　从表面上看丁香成人社区除了一些色情图片，淫秽小说和不堪入目的视频之外，与其它淫秽色情网站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7.3亿的浏览量又从何而来呢？

　　记者：7.3亿的点击量，在您以前打掉的色情网站当中，这是一个什么水平？

　　李恩忠(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政委)：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李恩忠，是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的政委，也是一名网络安全专家。天文数字的浏览量让李恩忠心生疑虑。

　　李恩忠：第一个它的浏览量，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它的内容；第三个它做得很庞大。气势很大，至少在我们感官上给我们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人做的。

　　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是一只屡破大案的队伍，而规模如此之大的案件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除了丁香成人社区的浏览量特殊之外，还有几个淫秽色情网站同样出现了异常的流量。

　　李恩忠：比方说97XX00(.com)，97gan(.com)，这个访问量也在两到三个亿，也很大。如果说我们一个一个去打280个(淫秽色情网站)，可能这两年我们都干不了别的活了。

　　程均(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教导员)：对这种淫秽色情网站，我们以前也打击了不少，但是很多就像是割韭菜似的，割一批又长一批，事倍功半，不能从根源上铲除它。

　　记者：治标不治本。

　　程均：对，治标不治本。

　　怎样才是治本的办法呢？这在办案民警心里是个巨大的问号，根据以往的经验警方对丁香成人社区进行了常规的调查，很快就遇到了难题。

　　程均：当时我们查丁香成人社区的时候，发现服务器使用的是国外的IP地址，也就是说它的网站的服务器是托管在国外的，但是它的管理人员开办者和维护者，一般来说，应该都是国内的人员在进行着管理和维护。

　　记者：假如一个色站它的服务器在国外的话，你们管得了吗？

　　李恩忠：管不了，无可奈何。

　　记者：申请一个国外的服务器？

　　李恩忠：非常简单，只需要付钱就完了。

　　记者：具体呢？怎么做？

　　李恩忠：你只要搜索引擎一搜索，马上就找到了，找到了一联系，有QQ号码、有手机，一联系，我想租个空间，多大？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把钱打过去，马上就给你开通了。

　　解说：杜园是丁香成人社区网站的所有人。

　　杜园(犯罪嫌疑人)：我的服务器不到两千块吧。

　　记者：每个月？

　　杜园：对。

　　除了服务器，注册网络域名是建立一个网站必需的环节，警方试图从网站的域名上找到线索，但很快警方就再一次体会到了对手的狡猾。

　　李恩忠：它实施跳转。

　　记者：跳转什么意思？

　　李恩忠：比方说今天我用一个IE，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我封掉了，你浏览不成了，解析不掉了，那么接着第二天它又出现一个。过去你打击，你只是针对它的域名，从域名去找到它，现在你通过域名找不到它，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假的，就跟孙悟空变了很多出来了以后，究竟你的金箍棒打，打在哪个上面，哪个是真的，没办法判断。

　　记者：你大概申请了多少个域名？

　　杜园：域名，这个我倒记不太清楚了，有二三十个吧。

　　记者：主要目的是什么？

　　杜园：被封了嘛，被封了就换了。

　　记者：你申请域名容易？

　　杜园：申请域名挺容易的。

　　记者：这个也需要交钱？

　　杜园：对。

　　记者：一个域名要多少钱？

　　杜园：八十吧。

　　故意租用国外的服务器和不断跳转的域名，给网警部门的调查设置了重重障碍。丁香成人社区的网络经营者，在精心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记者：当时有这个想法吗，要打这么大的，内容量这么多的，点击这么大。

　　　李恩忠：很想打，当时确实，我们当时第一个计划的环节，就是首先要去打桃色网站，而这个环节很快被否掉了。

　　记者：为什么呢？

　　李恩忠：你如果先去打丁香成人社区就牵一发动全身，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泡汤，你没有办法获取证据，这个证据链条形成不了。

　　记者：当时你们感到丁香成人社区背后还是有东西？

　　李恩忠：肯定是有的。

　　无论色情网站如何隐藏，最终都会回到一个极为简单的法则，那就是淫秽色情网络的经营者必须挣钱。然而荆州警方发现丁香成人社区在这一点上非常奇怪。

　　程均：原来前几年的话，淫秽色情网站，开一个淫秽色情网站，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盈利，原来的盈利方式、经营方式是通过会员注册，充值，收取会员费，注册费用的这种方式来获取收益，获取这种非法的收益。

　　记者：丁香成人社区这个网站是免费观看的？

　　程均：对对对。

　　李恩忠：傻子也不会做这种事，我出钱我建网站，让你愉悦，我什么都没有。有这样的人吗？没有。

　　显然，免费观看的色情网站不可能真正免费，盈利是它的唯一目标，那么这家网站究竟靠什么来获利？在警方看来，找到了这背后的利润来源，也就找到了治本之策。

　　李恩忠：如果我们只是打这200多个色站，又重复了我们过去的东西。

　　记者：所谓割韭菜方式。

　　李恩忠：对。

　　记者：割完又生。

　　李恩忠：对。重要的是什么呢？我给你一棒子以后，你再不出来了。

　　记者：当时你很肯定吗？200多个色站，我就是把它打掉了，它还会再出来？

　　李恩忠：这个已经有过先例，因为做色站的人和经营色站的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产业链的几个环节，不同的环节。

　　记者：那放着不管的话，从你们职责来说也说不过去。

　　李恩忠：我要管，就从根上儿把它刨了，让它再衍生不出来了。

　　记者：往哪儿刨根呢？

　　李恩忠：要找到它的根源，必须要说这个网站为什么能够生存，它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那么，淫秽色情网站的盈利模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又是如何构成的？7.3亿的浏览量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又是谁在操纵这一切？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这些色情网站的生存与发展呢？警方沿着这个线索调查发现，这些色情网站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是在页面上，出现了很多广告。

　　李恩忠：盈利模式已经不是靠注册了，靠什么呢？于是你看的色站，不光是出现文字和图片和视频资料以外，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呢？广告。

　　广告应该不会白做，仔细看这些色情网站上的广告，基本上都是关于各种性保健品，手机窃听器的，而视频裸聊的广告显得很是特别。

　　李恩忠：广告词写得很好，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录像资料，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图片，你现在看到的只是淫秽的文章，你想看真人吗？

　　在100余个色情网站上都能找到激情视频聊天的广告，那么激情视频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网站？为什么这么多的网站会同时发布它的广告呢？它们彼此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民警点击了这个广告链接，立刻进入到另一个网站。

　　魏松：点击广告链接以后会弹出一个网站的主页面，这个主页面就是一个美女视频聊天的一个页面，页面上面公布了，有很多年轻女孩儿的图片。

　　魏松随意点击了一个女孩的照片，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另一个页面。

　　魏松：这个网站是需要注册，注册成为会员以后，才能进去进入聊天室，真正的进聊天室跟美女进行聊天互动。

　　魏松按照要求进行了简单的注册。

　　魏松：如果不注册的话，单一的从网站上面看的话什么都看不到。

　　记者：注册只是在网上输入一些个人性的信息，然后需要交费？

　　魏松：对。

　　记者：交费交多少？

　　魏松：它的收费标准有很多种，有包月的、包年的，还有很多种VIP的号码。

　　为了一探究竟，魏松首先选择了最低档的价格，充值两元钱后，与其中一位女孩取得了联系。

　　魏松：这种体验的账号是按时收费的，一分钟一块钱，在这短短的两到五分钟之内，你选择其中一个，选择任意一个女主播可以看到她的视频，然后她就会在上面跟你发出一些，很多诱惑性的一些语言，比如说想不想得到更多的激情，这样之类的一些诱惑性的话语，然后来去吸引你去办包月或者是包年的账号。

　　这其实就是一家淫秽视频聊天网站，所谓的女主播从事的就是一边与客户聊天，一边从事淫秽色情表演，也就是俗称的裸聊。而从两元到1888元不同的价格，代表客户所能拥有的不同的权限。

　　记者：你说还有其它各种分类到底怎么分类呢？

　　魏松：比如说它里面有VIP账号，有富豪级、大富豪级的，还有超级VIP，超级大富豪，收费都不同。一般的富豪账号都是888元，到最贵的那种，超级大富豪就是1888元。这种账号注册以后，除了可以网站提供一个账号，让你在一年的时间免费在聊天室里面聊天以外，你的账号上面还附送了有很多的虚拟币。

　　但这些并不是视频裸聊所需的全部费用，因为在进行视频裸聊的时候，所谓的女主播会不断地要求客户送她们虚拟的礼物，直到她们高兴了才能按照客户的要求服务。

　　魏松：如果说你想看到更多的表演，女主播也会要求系统自动会发出一些聊天语句，送什么样的礼物？可以看到什么？对方会主动要求。有的时候女主播会主动跟你说，如果说你想看更多的"激情"，就刷别墅、刷飞机，她会主动给你一些这样的提示。

　　记者：最昂贵的礼物送出去以后，得到的所谓"最激情"的回馈是什么呢？

　　魏松：礼物的兑换值如果说差不多，接近人民币四百块钱左右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女主播就会脱光衣服，然后跟你裸聊，在视频的另一端，跳一些"激情"的舞，淫秽性的一些表演，解说：这些礼物都是通过网站的虚拟币来购买的，而虚拟币就必须用人民币在网站里去充值，100元人民币可以充值兑换 10000虚拟币。据粗略地统计，这个色情视频聊天网站7个月的收入就有1980万元人民币。

　　记者：比如说据你们了解，它们那几个档次的礼物到底对应多少钱呢？比如说鲜花、别墅、飞机。

　　魏松：鲜花大概就是一块钱还是两块钱，稍微贵一点的，比如说别墅，就是两百块钱，飞机是四百块钱，还有宝马轿车是五百块钱，钻戒八百块钱。

　　何佳名义上是重庆彩蓝科技有限公司视频表演公司部门经理，实际上她管理着五六十个女主播。

　　记者：当时是全职还是兼职？

　　何佳(犯罪嫌疑人)：全职，也有兼职。

　　记者：还全职呢。

　　何佳：也有兼职。

　　记者：全职你们给她开工资吗？

　　何佳：开。

　　记者：有底薪吗？

　　何佳：有底薪。

　　记者：底薪多少钱？

　　何佳：底薪是八百。

　　记者：底薪八百，然后就是再提成是吗？

　　何佳：提成。

　　记者：怎么个提成法？

　　何佳：按业绩的25%提。

　　记者：就是送给她们的东西？

　　何佳：礼物的25%，1000块钱就提250(块钱)。

　　记者：他们说有的最高的收入挺高的人，有的人多少，他说有四万九的。

　　何佳：没有四万九，最多的好像三万多一点。

　　记者：你知道的最多有三万多？

　　何佳：三万多。

　　记者：去消费的，消费这种所谓服务的人是些什么人群？

　　李恩忠：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经常光顾网络的人；第二个曾经浏览过色站的人；第三个经济还比较宽裕的人，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从年龄段，我看了一下绝大多数是青年多一些。

　　让警方惊讶的是这家网站竟然24小时都有所谓的主播与客户进行在线聊天，并且12小时还会更换一批主播小姐。那么，竟是谁开办了这家视频聊天网站？它到底有多大的规模？与丁香成人社区等色情网站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利益关系呢？

　　警方在侦查过程中不断发现十几个新的视频聊天网站，虽然网站的外观和域名不同，但是有一个现象十分引人注意。

　　李恩忠：又有一个共同点指向一个，也就是怎么在这个站上看到的表演的小姐是一个人，在那个表演站上看的还是这个人，在其它的表演站也还是她，都有这个人出现。

　　魏松：比如说这是一间房子，他开了八个窗户，但你把窗户打开以后，你看这个房间其实就是，就是一个房间，里面摆设东西都是一样的。

　　记者：做这个视频网站来说，为什么弄这么多窗户呢？

　　魏松：可以吸引更大的用户在里面去浏览，去消费。

　　面对这样一个看似庞杂的案件，警方逐一甄别了280多个淫秽色情网站的共同之处，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终于找到了突破点。

　　记者：280个网站有什么共同点？

　　李恩忠：有相同的广告，一样的。广告栏目，广告内容都一样，为什么这么多色站都有这样的一个广告呢？这是我当时注意的重点，我说这不对。

　　100多个网站为什么会有相同的广告？与以往的色情网络案件相比反常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什么？

　　记者：我们上网会知道，经常会有这种窗口蹦出来广告，其实印象当中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会觉得有异常吗？

　　李恩忠：你是什么广告不重要，我要知道谁在你的色情站点上投这些广告，这些广告是谁给你提供的？我只有找到这个源头，我是不是能把所有的脉络全部理清了？

　　按照常理推断，登载广告必然就会有广告收入。那么280多个网站上都出现的视频聊天广告，会不会是淫秽色情网站的盈利关键呢？警方开始追查这些广告的来源。

　　李恩忠：这个色站上的广告，很显然，起到效果了，这边开始挣钱了，这边挣钱以后，那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广告联盟，广告联盟起到一个什么承上启下的作用。

　　所谓广告联盟就相当于在网络上经营，投放广告的广告公司，它是介于广告主和广告发布平台之间的一个中介机构。

　　李恩忠：我把它集中起来分析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

　　记者：直觉就是说，这是很牛的一个广告主。

　　李恩忠：对，这就是广告联盟，广告联盟实际上它是一个中间商，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我就找到联盟通。

　　经过调查发现，像丁香成人社区等色情网站上的那些视频聊天广告，都是通过一个叫联盟通的广告联盟进行发布的。

　　李恩忠：它投放的谁又给它钱呢，于是我又开始分析了一条通过广告找到了联盟。反过来，我又通过这一条广告，找到了广告主，不是广告商了，广告主，谁发布的广告，视频表演网站。

　　接下来的疑问是广告联盟为什么会选择，像丁香成人社区这样的免费色情网站作为广告的发布平台，他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利益分配呢？

　　杜园：因为现在互联网上边就是有流量就是有钱。

　　原来免费观看的的丁香成人社区网站从网民那里直接赚取的不是钱，而是浏览量。也就是被网民浏览的次数，那么浏览量又是如何变成网站的收入呢？

　　李恩忠：实际上色站的广告并不是它接的，是人家送给它的，也就是说要送钱给你。

　　记者：有人会找我来做广告。

　　李恩忠：广告联盟就找你了，我想在你这儿投一个手机诈骗的广告，可以吗？可以，那我问你多少钱流量，不是说我挂你一个月多少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多少人访问，它给你多少钱，于是色站就要拼命扩大它的点击量。

　　浏览量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变现，这就是专门经营木马程序的电脑黑客。木马程序是一种电脑病毒，电脑黑客把木马病毒隐藏在色情网站的一些链接当中，这被称为挂马。一旦有网民点击，电脑就会中毒，并被黑客控制。电脑中的各种信息、资料就会被窃取。

　　记者：你们跟挂马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他们要给你们付费？

　　杜园：是的。

　　记者：挂这么一个马你们要收多少钱？

　　杜园：按流量收费的，一万IP多少钱，几十块。

　　记者：广告联盟会选择广告主吗？它会甄别一下吗?哪些东西?

　　李恩忠：一样的道理，我在你色站上做广告了，给你钱了，但你的色站的点击量又给我广告联盟带来巨大的流量。7.3亿的量，我不选你选谁呀？然后反过来，我在你7.3亿上的选择，和你选择我广告联盟，你广告联盟的效果越好，我这边，我作为网站的日志统计是可以看到每天有多少人访问，那么我就知道是通过什么方式，哪一个渠道进入的，是通过搜索、是通过广告、是通过哪一个网站的广告链接过来的，它都能知道。

　　警方发现联盟通的注册量超过了15万多个，这代表有超过15万个网站，在通过联盟通这个广告联盟发布广告，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戴泽焱(犯罪嫌疑人)：因为我们收入的方式主要是来源于广告联盟，是最重要的一个收入方式。

　　经过调查，视频聊天网站通过广告联盟，将广告投放在淫秽色情网站上。当网民在浏览淫秽色情网站时，通过网站上的广告找到了视频聊天网站，并花钱充值，于是一个利益链条逐步清晰，视频聊天网站从网民那里获得直接收入，再分给广告联盟和色情网站。

　　记者：丁香成人社区它的点击量非常高，点击它的人当中，有多少是冲着视频聊天去的呢？有没有这样方面的一些数字？

　　魏松：这个统计不好统计，视频聊天网站总的注册人数有5400多万会员。

　　戴泽焱：每个月的盈利，具体怎么说呢，应该在三百万吧。平均吧，平均。

　　记者：平均每月在三百万？

　　戴泽焱：但最开始起步的时候没有这么高，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没有。

　　记者：现在算下来平均每个月在三百万？

　　戴泽焱：大致在三百万，收入，不叫盈利。只是收入，流水，收入流水。

　　李恩忠：为什么这些色站存在是由于广告联盟将视频站的广告投它，给了它注入了大量资金，而视频站又通过在色站上做的广告，获取了巨大的点击量。它这边就是靠注册了，靠给人家买飞机、买点卡、买别墅、买火箭这一类的东西，K币赚钱。我们所说的1980万，仅仅是视频表演站的。

　　在这个利益链条中广告联盟已成为淫秽色情网站获利的重要渠道，以及淫秽色情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山东临沂的一个性用品经销商，一年投在联盟通的广告费高达100万，获利却高达300万，而出售的全是假的性药。

　　李恩忠：过去我没有打广告联盟的时候，我对网络广告，说实话，完全是无知的，现在我对网络广告，我觉得网络广告不得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

　　记者：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面对的也许是自然人，也许是法人，可以通过各种规矩，去限定他这些行为。

　　李恩忠：对。

　　记者：网络呢？网络不容易。

　　李恩忠：比方说，我在某一个网站上投放了广告，广告谁管？广告的真伪谁来鉴别？

　　记者：但其实现在这个广告量，在我们所有广告业务当中的量恐怕是越来越大了。

　　李恩忠：非常大。

　　记者：有没有一些数据？

　　李恩忠：应该说去年，2008年，全国的网络广告的投量82亿左右，收益有82亿左右。

　　2009年，对淫秽色情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经营丁香成人社区的杜园也曾萌生退意，但巨大的利益让他却欲罢不能。

　　杜园：服务器托管那一方出了点问题，我当时感觉就是不太顺利，然后我就想，当时想不做了。

　　记者：为什么还是接着做下去了呢？

　　杜园：没办法，那不是说了吗，利益的。

　　记者：最大的利益，你这个利益大概对你有多大的诱惑？

　　杜园：这个怎么说呢？钱对你有多大的诱惑就是。

　　李恩忠：我抓到杜园以后，就是丁香成人社区的网站所有者以后，他说了一句话：我服务器的投入、租境外的投入，以及我的网站的维护的投入，所有的加起来，我得要十万块钱左右来投入，我说你一年能挣多少呢？少说几十万吧。

　　事实上，在这起网络色情大案没有最后侦破之前，虽然已经弄清了这个利益链条的构成，但视频聊天网站、广告联盟和色情网站，这三方都在不断地变换域名，逃避打击，对于警方来说，它们就像隐藏在网络那边的一群影子，飘来闪去让人无从下手。

　　魏松：最开始的时候，从淫秽色情网站上面的广告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只能发现一个视频聊天网站的页面，但是在视频聊天网站页面上面，我们获得了其它的一些信息。

　　怎样才能找到那些隐藏在网络背后的真实面孔呢？荆州警方想出了一个办法，跟踪资金的流向，再找出背后的真正获利者。

　　记者：假如说我看这个视频，我要付钱，这个钱会收到哪儿去呢？

　　李恩忠：当我点击了要付费的时候，在它的视频聊天网站上，就有一个点击的东西，你输入金额以后，它直接进入一个资金的交易平台，就是 SS911，通过这个支付网关，直接进入了易宝支付的平台，易宝支付就是第三方支付平台。

　　很快警方就发现所有的资金都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划走的，而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在从中收取一部分费用。

　　记者：那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怎么获利呢？

　　李恩忠：第三方支付平台采取佣金方式。

　　记者：什么比例？

　　李恩忠：3%到18%，很高。光郑立的这个网站开办一年多时间，易宝支付从中获利40多万。

　　视频聊天网站的经营者，为了掌控所有视频网站的资金，要求手下技术人员建立了一个资金通道，视频聊天网站所有用户的充值都必须通过这个通道才能充值。1900多万的资金全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易宝支付交易的。

　　记者：刚才从您过程描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确无法知道这笔钱到底用途是什么？

　　李恩忠：但是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在邮件和联系过程中间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九部委出现了一个东西，你们得要注意了。九部委出的什么？打击淫秽的，网络淫秽的。你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会提醒他呢？这只是一个推理。

　　记者：有道理，但还是推理。

　　李恩忠：对，不能仅仅靠推理，靠推理既害他们也害我们，那怎么办呢？那只有追缴了。

　　而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处理，警方却感到非常棘手。

　　李恩忠：但是这一条道必须得给它堵上，不堵上后患无穷。

　　记者：什么后患？有哪些后患？

　　李恩忠：这有很多，比方说我现在，我要买一万台笔记本，每一台一百块，一百万。我空买空卖，行不行？我买我卖，钱是不是进去了？这一百万块钱是黑钱，我进来了，那么你法律来追究我的时候，我这是交易的善意取得。

　　警方通过技术侦查手段，最终顺利地从资金的流向上，摸到了幕后的经营者的踪迹。

　　李恩忠：这个广告联盟实际上来说什么呢，是分贝网旗下的，也就是网络红人郑立。

　　很少人知道郑立这个名字，但很多人却知道老鼠爱大米这首歌，这首歌让一个叫香香的网络歌手在2004年一夜成名。

　　一夜成名的神话还在继续，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叫分贝网的音乐网站。

　　郑立(犯罪嫌疑人)：我觉得最重要一个是坚持和执著，其实很多商业模式在前期真的是在异想天开，但是你没有坚持把它执行做出来。

　　侃侃而谈的年轻人就是郑立，那时的他靠着坚持和执着创造了一个网络奇迹。几年以后，郑立的异想天开又让自己锒铛入狱。

　　记者：很快就发现这个广告联盟是跟他有关系的。

　　李恩忠：跟他有关系。

　　记者：怎么显示出来的呢？

　　李恩忠：广告联盟和我们掌握的视频站共用一个网络支付平台，也就是说它的支付网关，全部是分贝网，我们就提出疑问了，分贝网究竟跟它是什么关系？

　　这个支付网关最终指向三家重庆公司，重庆访问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蓝彩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聚乐网络有限公司，他们共同掌握着视频聊天网站和广告联盟。其中，重庆访问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竟是国内知名音乐网站，分贝网的创始人郑立。

　　李恩忠：也就是说郑立既办广告联盟也经营视频站，这怎么发现的？他的视频站通过他的广告联盟去投放广告，我在广告点回溯回来是不是找到广告联盟了。广告联盟一看，这个投入点跟它在一个支付平台上出钱，他就不用出这一笔钱了，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也就是说，吆喝的也是我，卖瓜的也是我，两个人是一个人。

　　从另外的途径荆州警方也证实了分贝网与10多家视频聊天网站的关系。

　　魏松：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发现了视频聊天网站上面，所公布的电话和QQ出现在了分贝网网站的页面上面，同样也就是说视频聊天网站的客服电话和客服QQ也是分贝网上面公布的客服电话和客服QQ。这样我们就把视频聊天网站和分贝网联系起来。

　　李恩忠：分贝网是在它前一段红火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快降温了。经营也不是很景气，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大浪淘沙，这个不景气，郑立就看到当初他的一个同事在做视频聊天网站，在做广告联盟，挣大钱。挣了几千万，他来劲了，他觉得我东方不亮西方亮，我总得找一个出口，于是他选择了它。

　　2009年8月，在彻底掌握了这条色情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之后，警方分兵三路在重庆、湖北宜昌、河南郑州实施抓捕，顺利抓获重庆访问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裁郑立、重庆蓝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裁戴泽焱、丁香成人社区创办人杜园以及相关的管理人员、主播小姐共20余人。

　　郑立：因为我在6月份，我就意识到有这个问题，我不停地劝他叫他不要做这个东西，既然国家说这东西不能做，刑法肯定是有触犯的。

　　郑立因创办分贝网成为名噪一时的网络英雄，头顶光环的80后。可是号称身家过亿的郑立，为什么会开办黄色网站呢？原来郑立的分贝网在经营上出现了问题，风险投资承诺的资金并没有完全到位，这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赚钱的项目。

　　郑立：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本身做这个项目是投资的一个公司，叫彩蓝科技，这个公司我们是控股的，访问科技。我们分贝网是控股的，控股之后，我们本身是想做正规的聊天，美女聊天，但是具体的经营，我是了解，但是不太清楚，本来想走直线，但是它走歪了。

　　记者：他自己也说过，自己其实在创业上的一个成功，在于他能够异想天开。

　　李恩忠：网络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地方，的确是这样。

　　记者：您觉得当初他作为一个网络上成功的一个80后，这样一个企业家，某种意义上讲，到这一步跨度大不大？

　　李恩忠：一步之遥。

　　郑立：在看守所这段时间我挺后悔，悟出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企业家，就必须具备一个素质--职业素质，这一条是不能丢的，就是社会责任感。

　　淫秽色情网站和广告联盟被打掉以后，立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300多个色情网站一夜之间在互联网上消失了。

　　李恩忠：广告联盟就是我们获取这些两三百个色站所有数据里头的核心环节，这一次我们并没下很重的药，由于我们找对了这个病的病症的症结所在，于是很轻的一剂药，就把整个病给治了。

　　记者：即使药量很轻，关键得下对地方。

　　李恩忠：是这样。

　　记者：你们下的地方是哪儿？

　　李恩忠：我认为就是找到了它的利益链，找到了利益链。也就是说如果没钱，色站不会干，断掉它这个经济来源，色站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没了。

　　记者：那具体讲，在这个案子当中获利的到底有几个方面呢？

　　程均：包括两个层次的一个获利，一个是共同参与淫秽色情网站，共同参与经营，然后进行利益分摊的，这一块儿，这一类。

　　在这个利益圈里，以淫秽色情网站巨大的访问量为平台，由广告联盟、广告主、视频聊天网站、淫秽色情网站共同构成的资金链，利用淫秽色情网站所拥有的巨大点击量为视频聊天网站创造收益，视频聊天网站再将所获取的收益层层分解，最终反哺色情网站，成为色情网站赖以生存的利益支柱。

　　程均：它们通过这一个形成一个核心的利益圈来进行利益的一个分配，除了这一类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为这些淫秽色情网站，或者说整个核心的利益链条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信息支持。

　　另一个就是以色情网站巨大的业务量为条件，由服务器托管商、域名注册商、第三方支付平台、搜索引擎商等共同构成的信息链，通过为色情网站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又从色情网站的非法收益中分得一块利益。

　　程均：前面那个核心的利益圈，肯定是明知了之后共同参与，参与进来了，后面一部分利益，后面的利益圈首先要认定他有明知的行为，才能对他进行一个打击处理，或者说整治。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后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记者：他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说自己不知道。

　　程均：对。

　　事实上，网络色情犯罪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中不仅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也衍生出更多的刑事案件。

　　李恩忠：071案件是一个集群性的案件，绝无仅有，有淫秽视频表演，有开办视频网站、组织淫秽，有广告联盟，有第三方支付平台，有网络诈骗，有网络盗窃，有网络种木马的，我这如数家珍，我能说出这么大一批来。通过一个案件衍生出来多少案件。

　　记者：这个平台能做的绝不仅仅是传播色情这一点。

　　程均：对，这个案件的话可能反映出现在网络违法犯罪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流水化作业并不是说是某一个团伙，或者某一个人把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所需要的每个环节都拿在手上做，而是采取分工负责、分工合作的方式、流水化作业。

　　记者：利益分摊了，风险也分摊了。

　　程均：对，利益也分摊，风险也分摊，同时的话，工作的环节也分摊。

　　记者：从这个案子的破案情况来看，你们觉得目前在我们的制度设计，或者说法律制订上还有哪些不足之处，让你们在处理工作的时候增加了一些难度？

　　敖建设(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首先是我们有些在法律政策上的缺失，有一些参与了，甚至明知，或者是应知这一类的，是没有办法把他打击。

　　记者：比如说？

　　敖建设：比如说网上银行，他明知道，但是他还是放任了这一类犯罪，没有跟公安机关联络，这是一个；第二还有一些监管部门，你比如说我们有些信通部门，特别是监管部门里也缺乏这一方面的监管。

　　记者：有一个各个部门协调、一起作战。

　　敖建设：对，要能够起到联手作战，要齐抓共管，这么才能够对我们网络上一些环境，才能够净化，单靠公安机关以侦查破案或者来打击单靠这一手，是远远不够的。

　　从2009年底开始，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黄大战。对于执法中存在的困境，2010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一司法解释让一线的公安人员在执法时有了具体的依据。

　　李恩忠：司法解释界定得非常清楚了。

　　记者：新的解释是什么？

　　李恩忠：也有一个明知的问题，但是你达到了一定的量，有一个量化的过程，都有责任了，你跑不掉了。

　　记者：都有责任，这个都把什么也都进去了？

　　李恩忠：广告联盟都进去了吧？第三方支付平台都进去了吧？虚假广告、你诈骗广告的人都都进去了，都有，有很多。我们这个案件应该这样说，给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二，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

　　采访人物：

　　魏松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民警

　　李恩忠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政委

　　程均荆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教导员

　　杜园犯罪嫌疑人

　　何佳犯罪嫌疑人

　　戴泽焱犯罪嫌疑人

　　郑立犯罪嫌疑人

　　敖建设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为了政策而制造新闻

来源：http://www.sufeng.me/china-high-secret-around-us.html

国家机密离你很遥远，国家机密就在你身边。今天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一期名为"警惕互联网地图泄密"的节目，节目指出网友在google Earth上标注了军事基地，行为属于泄露国家军事机密。著名博客"月光博客"被指建立论坛让网友得以"泄密"。

就像广电总局是流行的风向标，央视一向是国家政策的指南针。想知道政府接下来会推行什么政策，看看央视就行了。

比如说，央视让张殊凡小妹妹说互联网很黄很暴力，接下来政府肯定要搞互联网扫黄。

又比如说，央视找高也来说Google搜索让他的同学心神不宁，接下来政府肯定要让谷歌整顿，并大力推广绿坝。

再比如说，央视曝光互联网电视涉黄，广电总局马上就表示会出台管理规范。

……

只要抓住一点真理，就能明白央视操作新闻的逻辑：为了政策而制造新闻。

央视这一期"警惕互联网地图泄密"毫无疑问是为政府即将出台的互联网地图规范造势的。据我所知，央视在春节前就准备整Google Earth了，由于春节后有其它更好的题材，这个话题一直搁置。直到政府准备出台新政，�们才被召唤开工。

这里有几条关于央视的定律，大家可以对照着，用事实去检验它们是否真理：

1、央视一旦曝光某个企业的负面消息，这个企业接下来肯定会在央视做广告，老总甚至会出现在春晚。

2、凡是《焦点访谈》批判的东西，10天内国家必定有相应的政策出台。

3、将《新闻联播》的内容反着看，往往能找到真相。

4、在央视眼里，网友和群众演员的差别仅仅在于有没有低廉的工资。

5、如果央视反复报道某个活动群众喜闻乐见，那这个活动必定深受冷落。

6、央视新闻偏向哪一方，这一方未来必将倒霉。

噢，我似乎泄露国家机密了。

这篇文章很短，主要是想提醒各位读者，你在网上的各种行为都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

比如你说某某领导人的领导有问题，这肯定是泄露国家机密的；

又比如你说在中国做网站很艰难，这又泄露国家机密了；

再比如你说政府在SB会用一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地震赈灾却要民众捐款，这毫无疑问是泄露国家机密的。

互联网审查问题的经济解法

作者：方可成　来源：南方周末

上周，新疆境内持续近一年的通信管制取消，新疆网民终于能像其他省市的同胞一样上网了。他们的兴奋可想而知，不过也有人不高兴，据说，卡拉OK店的老板们因为生意骤降而愁眉苦脸。

新疆的这次史无前例的断网必将写入国际互联网发展的大事记中，个中得失也许只有新疆人自己才能做出全面的评价。不少网民担心：新疆的经验会不会推广到全国？会不会有哪一天四川、广东，甚至北京也断网？

答案是：绝无可能。一方面，绝大部分省市不存在如新疆般复杂的局势，没有断网的必要；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了互联网，大部分省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将迅速崩溃，尤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重头的沿海省份，一旦与外商在网上失去联系，被蒸发的财富将是天文数字，中国引以为傲的经济发展数据将不复存在。

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不少网民挂在嘴边的"大中华局域网"预言只是个玩笑，并无可信度。除非回到清朝，或者变成朝鲜，但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互联网问题是多维度的，如果死死抠住它的政治特征不放，仅仅纠缠于它的民主自由意义，将很可能导致我们遗忘它更丰富的内涵。在我看来，探讨互联网的经济问题就是一个不错的进路。

据《参考消息》报道，5月17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内莉・克勒斯（Neelie Kroes）在上海参访土豆网时表示，中国对互联网网站的审查制度构成了一道贸易壁垒，此问题应该由WTO出面解决。她说，只要对沟通造成真正障碍，这就是一个贸易问题，"我尽我的能力令欧洲企业在中国能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竞技场――反之亦然。"

而就在不久前，"谷歌退出中国"的风波中，也传出过希望WTO组织介入的声音。

将互联网审查问题交由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参与解决，这是一种合理的方式。事实上，作为一个致力于在国际社会构建"负责任"形象的大国，中国也不愿意因互联网审查问题在国际社会长期背负骂名，若有国际组织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对话，不失为一件好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贸易问题只是经济问题的一种，它虽然比直接的政治抨击来得和缓，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掺杂有政治因素。而国际组织的参与，在现实的语境中也不得不反复界定"干涉内政"的红线。

在国内，互联网审查问题同样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入手和试图解决。2007年4月28日，上海市民杜东劲起诉上海电信，诉称：根据协议的约定，被告负责为原告安装并提供宽带接入服务，在存在宽带接入障碍的情况下应当及时修复或调通，如不能及时修复或调通则应当及时通知原告，并免收障碍期间的月租费。原告要求中国电信履行合同义务就一个内容普通的商业网站http: //www.realcix.com/不能被访问提供不能被访问的原因，而被告既不给予修复，也不给予解释原因，因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履约。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被外界炒作为"首例起诉GFW案"的案件其实是从合同履约的角度提出的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虽然原告两审均告败诉，但仍然可以为我们打开思路。

为什么要提出互联网审查问题的经济解法？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问题往往是意识形态无涉的，并没有敏感到无法解决的程度；其二，经济问题往往是需要明晰、确定的解决方案的，你无法用含混的语句来代替明确的数字，这恰恰有助于改变中国互联网审查中最大的问题――不公开、不明确。

概言之，在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将互联网审查问题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方向引导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只会加剧对立的情绪。相反，正如中国的许多问题都是从经济领域首先解冻一样，互联网审查问题的经济解法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

Fwd:技术是道德中立的吗？从GFW到话剧《哥本哈根》

来源：http://blog.impanda.org/?p=189

技术和道德的关系不是新话题。我记得硕士一年级有一门名为"自然辩证法"实为科学哲学的必修课，其中颇有一部分讨论诸如克隆人与生命伦理、信息技术对隐私的侵犯、核武器与原子能之类话题。开课的是位哲学系的中年愤青――口水四溅，激情洋溢。可惜最后给我个C让我不爽。老段子重提，动因是这段1月15 日我和某老友的聊天记录。两个IT民工网上见面，由破口大骂GFW开始，聊到"技术是否道德中立"的话题。聊天记录稍微整理后转贴在此：

L: 我在web proxy上只要输入关键词"胡（×（&海）（&（峰"就被盾

X: 只能说GFW技术真他妈先进

L: 对，对，我艹，这个可真是要命啊

X: 怎样的scalability才能做到过滤所有出口数据。改天我们把GFW之父方滨兴雇个杀手做掉算了。对付人渣就要用革命暴力。

L: 这个不可取，我觉得暴力革命还是土共那一套，而且关键问题不在技术人员

X: 嗯，好像731司令石井四郎该不该死呢？他也是个技术人员

L: 不该死

X: 方滨兴不仅是技术人员，而且是整个项目的管理者

L: 也是一样，人才难得。当年纳粹的科学家不是都被美国收了吗。同样一把刀，用来杀人是凶器，用来切菜就是工具了。关键看怎么用。

X: 呵呵，但是直接参与屠杀的，到死都被犹太人追杀。

L: 恩，对。所有事情都是有底线的。如果超过基本底线肯定不行。这个底线就是人性。我觉得政治的东西远比技术复杂太多…俺们都是单纯滴人

X: 我国的技术人员，大部分都是没有灵魂的人。

L: 怎么说呢，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还是有差距的。中国基本没有知识分子

X: 当年纳粹的首席原子武器研究领导者(我忘了是谁了)和奥本海默都知道可以研制原子弹。但是他们谈过之后。那个德国的家伙回去继续当领导，然后故意让德国的研究计划放缓。要不然最后结果什么样子是说不清楚的。中国的技术人员没有灵魂，整天和魔鬼交易，慢慢自己也就变成了魔鬼。

L: 这个是人性，和中国人无关，人性是符合正态分布的，注定大部分人都是麻木不仁的，有责任感的永远是少数

X: 非也。中国人的教育根本无法培养出对人类，对良心，而不是对国家的忠诚。很多技术人员一辈子都这么被洗着脑。觉醒的永远是少数。大部分现代中国人仍然是臣民是奴才，而不是公民。

L: 恩。我这两天在翻刘军宁的书。觉得挺有意思的。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年50w让你用聚类算法做一个网站热点问题分析的系统你做么？我说的50w是个人纯收入。

X: 我操，做

L: 带着一帮人做。给国安局做

X: 不做。这伙人不好打交道。而且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L: 这是复旦的一个师弟做的事情，依托学校开了一个公司。大老板接的项目就是干这个。网络监控。热点问题聚类

X: 龌龊

L: 其实我觉得并不龌龊，网络监控是必要的，这属于公器。比如用于反恐，但是中国的问题是，由于xx专政导致了公器私用，根源在于社会制度

X: 这个论调是所谓技术中立论调吧。技术永远无辜

L: 恩，我就是这个观点

X: 原子弹也可以用在炸毁冲向地球的小行星。但如果让他诞生在纳粹德国，你觉得这些工程师还无辜吗？工程师如果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犯罪了还不自知。可悲得很。奥斯维辛的那些设计焚化炉的工程师，很有几个上军事审判席的，他们也很无辜啊。他们自称很无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照章行事，按图纸施工的匠人。同样，党卫军的看守也能说自己只是执行任务。我记得有一个奥斯维辛的纪录片叫做《夜与雾》（文字旁白、视频）。这个片子结尾很赞，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奥斯维辛从看守到指挥官，所有人都声称自己在执行命令，自己对屠杀没有责任。但是记录片诘问到――那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L: 对，这是个悲剧。但基本上我还是坚持技术无罪论，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人性。如果研究杀人工具，肯定有罪啊。

X: 嗯，我记得看到过某达人的观点，很受触动。他说，现代战争和古典战争如此的不同。现代战争其实是工业化的产物。所以战争双方很可能不用面对面的厮杀，按下电钮，敌人（包括平民）在千里之外一命呜呼。而且奥斯维辛是这样一个有趣的样本，实际上奥斯威辛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现代化大工厂，使用的是福特汽车发明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在生产组织和效率上非常先进。

插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业化屠宰

图片来源：[1]、[2]、[3]、[4]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条高速运转的效率极高的大工业流水线――犹太人被当作矿石一样的工业原料，从欧洲各国"开采"而来，在站台像矿物一样被"分选"（立刻"投料"速死者、苦役折磨缓死者），用最低的成本杀死（精心设计的毒气室，五罐上图所示的Zyklon B即可杀死2000人），所有可用的"资源"被用于工业（头发和衣服用于纺织、假牙炼金、人皮用于制革、脂肪用于制造肥皂），最后毁尸灭迹――骨灰被制成磷肥。各个环节的衔接紧密而高效，这是严谨的德国工程师和建筑师们的"杰作"。与真实的羊屠宰工艺流程图对照，竟然神似，很让人齿冷。事实上，福特发明汽车流水线本来就受屠宰场吊装分割启发。但他怕是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杀人。

L: 那好，继续追问一下，研究杀人技术的工程师有罪，那么给这个工厂提供原材料的呢，比如钢铁。

X: 对，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那就是罪恶感被大大的分散了，所有人只执行杀戮过程中的一小步，所以他们没有罪恶感，也没有耻感。

L: 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一群人把一个人打死了，那怎么追究责任？把这一群人都判死刑还是无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X: 对呀，这很好玩。当然我不知道刑法专家会怎么定罪。我是觉得，这都是死罪

L: 但是他们都不想打死人啊，每个人都想踢他一脚

X: 法律是看结果的吧？

L: 是看结果，但是你只需要付你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只造成轻微的伤害。但是所有的叠加到一起就变成了严重伤害了。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应该是看动机的。至少中国是这样判罚的。比如一大群人把一个人打死了，肯定煽动的人最重。比如前段时间东北有个钢厂的领导就被工人打死了。如果是无意识的，比如出于义愤，一起动手的。肯定没法判，法不责众，向来如此。

X: 对。微妙之处就在这里。比如说日本人和中国人搞总体战，可以说大部分日本人都有战争责任。但到底还是法不责众了。现代大工业能够协调一大群人干一件坏事。坏事的责任被加在一个巨大的分母上。

L: 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只要涉及到人的，一定是妥协的结果。没有绝对。

X: 但是我们不是说法律对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就光明了对吧？

L: 很难讲这个事情。

X: 偏题了。我们讨论的不是技术是不是合法，而是技术是不是道德中立，这根本是两件事。"道德"中立。

L: 好吧，如果回到道德层面。我承认不中立，应该说技术中立，但是持有该项技术的人不中立。

X: 当然。技术又不是人。人才能谈道德。人是不是道德，要看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所以技术人员参与某某技术的研制，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道德中立。只要这件事情有可能影响到其他人，他就不可能道德中立。

算是有结论了吗？且慢。回过头来看聊天记录，逻辑有缺陷，有必要进一步梳理。

首先整理一下概念：作为伦理学（Ethics，也被称为Moral Philosophy）研究对象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是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人们通过道德判断个人行为的善恶，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风俗、法律、制度。这篇搞笑文：五只猴子的故事――关于道德、阶级、信仰和迷信比较kuso的解释了道德的起源问题。人类道德的起源在这篇正儿八经的考据文里解释为：最初的动机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试错式的学习，发现合作是最佳的博弈策略；对个体欲望的约束，产生合作的基础，达到集体的利益最大化，进而实现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对个体欲望的约束逐渐神圣化，最终形成道德。这正好可以解释古今中外各个社会的道德为何有共通之处，例如公平、诚实、守信、礼貌等等。这些基本规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大规模协作的基础，也即是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因此不可能被任何一个理智的统治者抛弃。

但不同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差异不但表现为内容，而且表现为排序。当我和朋友齐声批评纳粹工程师们、GFW团队们、731部队的医生们、东德和朝鲜的秘密警察们的行为"不道德"之前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种族主义是不道德的，不尊重他人的财产和生命是不道德的，为当权者利益钳制言论自由是不道德的……但是这样的道德观念并不被纳粹们和方滨兴们接受。在他们的观念中，所谓"维护国家利益"是最高道德准则。其他任何东西，包括自己和他人的财产、生命，都排在"国家利益"的后面，都可以自愿的或者被迫的喀嚓掉。所以把老弱妇孺送进毒气室，或者把关键字送进黑名单，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道德障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731部队的细菌实验中，科研人员接受了相似的道德观念：国家利益的"敌人"（实际是统治集团的敌人）不是人，是工业或者科研原材料，对待他们可以像对待钢铁或者木头一样，不需要有任何感情色彩。这样的道德观念是大规模屠杀的元凶。

追究其原因：道德并不是普适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植根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被教育、媒体塑造，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演化的。由于教育和媒体通常被统治阶层把持，因此，道德常常被设计为有利于统治阶层利益的最大化，然后通过一切可能的管道灌输给人民，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观念中的"共识"。不服从者则被视为异端，被孤立、迫害、甚至流放。

例如爱国主义（Patriotism），定义为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爱和奉献 [5]――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 [6]。爱国主义隐含着"祖国"即是道德标准，暗示个体应该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同时暗示相比其他国家的人，对本国同胞的道德责任更大。这种基于身份认同的情感很可能源自人类原始的"认同感"心理，一种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合作的本能 [7] ――类似的心态会作用在校友、同乡、同事、同好等身上。我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想：也许，人类根据生物或者文化特征相似度给事物排列亲疏，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延续自身相似的生物基因或者文化基因。在世界尚未大同，国家之间仍然奉行丛林原则的今天，国家对外承担外交和防务、对内提供公共服务，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共同体，爱国是一种大致合乎逻辑、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很明显，这种情感为国家的统治者喜闻乐见，他们会想尽办法强化甚至曲解，并把其优先级抬到最高，不断通过各种管道向国民洗脑。尤其是专制体制下，爱国很容易被解释成爱政府、爱执政党、爱皇帝、爱元首、爱主席（推荐南方都市报的猛文《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为了爱国的"大义"和"天理"，可以灭人欲、灭亲、灭友……灭掉敌对阶级和敌国人民。这种思潮多走几步就是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话剧《哥本哈根》剧照

即使不是纳粹式的"爱国狂人"，面对先爱国还是先爱人类的排序时，同样会纠结不已。比如上面的聊天记录中，我提到过的为纳粹主持原子弹计划的科学家是海森堡――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提出测不准原理、获得过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海森堡。与他会面的人不是奥本海默（我记错了），而是玻尔――海森堡的老师，1922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得主。Micheal Frayn的话剧《哥本哈根》（剧本、国家话剧院普通话版视频、背景简介）重现、探讨了1941年9月他与玻尔的那次著名的会面，力荐。我摘要一下其中对这次被科学史界称为"哥本哈根会谈"的著名会面的介绍：

1941年9月，种种迹象似乎都预示着整个欧洲将陷入希特勒的统治之下……此时，德国核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乘火车去哥本哈根找他的同行尼尔斯・波尔。两人共进晚餐之后，谈话在波尔住所的外面进行。也许他们想避开窃听器，但他们肯定也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交谈。海森堡到底跟波尔说了什么，他们的谈话对战争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怀疑海森堡向他的同行透露了德国纳粹正在进行一项原子弹的计划，而且似乎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并不清楚他是以何种方式对波尔提起这件事的。海森堡是去打探波尔及盟军对原子弹的了解有多少，还是在设法拖延纳粹研究原子弹的同时，劝说波尔阻止盟军研究这种武器？"哥本哈根会谈之谜"不仅是科学史，也是"二战"史上的一个谜团，令史学家扑朔迷离。

海森堡和波尔都是理智的爱国者，同时又富有良知和正义感。海森堡深知，如果纳粹掌握核武器，将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同时他也知道，如果盟军掌握核武器，将会给德国带来怎样的灾难。所以他希望双方的科学家达成默契，不让这种怪物出炉。但在战争状态下，这谈何容易啊！最终，原子弹落向了广岛和长崎，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科学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而很可能是拖延了纳粹原子弹计划的海森堡却因为主持这项计划而受到调查和谴责。

如果站在海森堡的位置上，你如何选择？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这真的很难。

所以说到底是价值观问题。如何去排列这个顺序，每个人按照亲疏远近，都有一套自己的排序规则――亲戚 > 朋友、宠物 > 食物、生物 > 矿物……每个政治实体也有自己的算计。比如我国政府时常挂在嘴边的"主权高于人权"、"我把党来比母亲、党的恩情比海深"等等，这些口号赤裸裸的袒露了政府和执政党对塑造人民价值观的期望和目标；比如美国价值观的口号"American Dream"，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再在比如伊斯兰教、天主教国家，教廷在价值观体系中会有很高的位置……于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呈现出迥异的价值观。一旦互相接触，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GFW和Google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GFW工程队们（墙内版）一直强调所谓"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之所以要给这个词打引号，是因为GFW实际保护的是政权安全或者政治安全。这是方滨兴们对此理直气壮的道德支撑点――他显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的，因此表现得洋洋自得；而Google声称不作恶，这个所谓"不作恶"就是Google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某些事情是"恶的"，是Google不能去做的。例如侵犯隐私、侵犯言论自由、为了广告商利益修改搜索排序结果等等，这些做法并不一定违法，违反的只能是Google认为应该在技术上遵循的道德观念。我姑且概括为东方式的集体主义 vs. 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这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实在太大，他们之间的对话基本上属于鸡同鸭讲，所以Google刚刚开始和政府谈判，我就很清楚谈不出什么成果。哪怕希拉里阿姨气冲冲的下了战书，这边一句"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一样给噎得说不出话来。

那么作为技术人员，应该怎么做？如何评价从事某项研究或者参与某项工程的行为是否道德？如何判断某某技术是否道德？当上司交给你一项任务，或者参与一个开源项目时，如何对得起良知，同时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

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并不包含这些内容。未来的工程师们被训练成听话好用的工具。并且总是充满了自以为是的智力优越感。我们只是机械的执行任务，换来金钱。更糟的是，我们从小在学校学习撒谎（看看那些小学生作文里的好人好事）、学会伪装崇高，我们绝少反省自身。

核武器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原子弹的研制难度很高，是否让它问世并不取决于政客或者资金。开启核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几个顶尖科学家的手中。他们接过了改变历史进程方向盘，需要他们做出选择――困难的是，打开这项技术带来的风险和后果，科学家们及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样的预见力。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们恐怕很难预见到自己研制出的武器造就了冷战和东西方的对峙，大大改变了战后五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同样，今天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成果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甚至有可能是灾难，我们也无法预见。所以，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对技术及其影响力保持警惕、独立思考，这极端重要――因为这不单关乎自我内心平静，更关乎人类的福祉。

参考资料：

H.E.A.R.T（大屠杀教育和档案研究），Auschwitz � Birkenau Period Photos（奥斯维辛-比克瑙照片）
Jennifer Rosenberg，Auschwitz Pictures（奥斯维辛图像）
Ron Clarin，Old Photos of Cremation ovens at Dachau（达豪集中营焚尸炉旧照片）；
scrapbookpages.com，The Deportation of the Hungarian Jews（驱逐匈牙利犹太人），长文Auschwitz-Birkenau, History of a man-made Hell（奥斯维辛-比克瑙，人间地狱的历史）的一部分
Wikipedia，Patriotism
百度百科，爱国主义
学而时嘻之，爱国也是常识。不过这篇引文在google reader上曾经发生过激烈的辩论。

2010年5月23日星期日

美联社：达赖喇嘛向中国公民发推

来源：译者

原文：Dalai Lama tweets to Chinese citizens about Tibet
译文：美联社：达赖喇嘛向中国公民发推

作者：CARA ANNA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1日 11:53 am ET
译者：MW
校对：@xiaomi2020

图：美联社 - 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纽约达赖喇嘛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发言

北京- 周五，达赖喇嘛与中国境内民众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直接对话，在推特上直播回答了一些关于局势长期紧张的西藏的命运问题。

这次活动是应王力雄之邀发起的，长达一个小时。王立雄是一名作家，信仰藏传佛教[译注：王已经在推特上澄清这一点不实。]，现居北京。达赖喇嘛正在纽约访问，二人在纽约的一间旅馆会面进行本次在线对话。
达赖喇嘛通过一名中文翻译在推特上发表了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批评意见和欢迎中国公民的讲话。

"紧张局势是政府造成的，而不是人民，"他说。

无从得知中国境内有多少人能读到他的评论。中国屏蔽了推特，但是该服务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有上万中国人在使用推特，尤其是维权人士，他们发现这样能绕过控制。对话发表在王立雄的推特主页上，截至周五晚，王立雄在推特上有8,000多名订阅者。

北京大学教授和媒体评论家胡泳发推说，印象最深的是达赖喇嘛所说的 "稳定来自于内心"。

达赖喇嘛对中国来讲是高度敏感人士。二月份奥巴马主席亲自迎接达赖喇嘛进入白宫的时候中国曾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坚持认为，在过去多个世纪中，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很多藏族人说该地区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独立管理的，而且认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合法领袖。达赖喇嘛 51年前逃离了西藏，现在定居印度。

中国政府说达赖喇嘛想利用寻求西藏独立有损中国的主权，但是达赖喇嘛说他只想要自治。

尽管是达赖喇嘛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丹增塔拉最终确认的周五的对话，但是想要知道网上提交的约300个问题最终入选的问题是谁发布则无可能。

而这只是个开始，王立雄说。

"多年来，西藏问题在中国境内只有官方的说法，"王立雄在5月5日写给达赖喇嘛请求网络对话的公开信中写道。"这无疑难以让人们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

中国境内的藏人长久以来一直抱怨政府对佛教的限制、对达赖喇嘛的负面宣传和汉族移民的涌入。反中的积怨终于在2008年以暴乱的形式爆发，造成大量死伤，震惊了北京的高层。

达赖喇嘛在周五表示，藏族和汉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还表示，有的藏区，因为汉族人口的增涨，"西藏的文化面临巨大危机。"

周五晚上，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电话无人接听。该部门处理与达赖喇嘛信使会谈的问题。
王立雄说，有1,200多人提交了问题，支持度最高的问题会在周五提出。

不止一个问题问到达赖喇嘛去世之后会怎样，西藏问题是否会在此之前解决。
"我经历过很多时代……也看到了很大的改变，"他回答道。他指出，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退休干部与党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提出中国的民族政策不合理，需要更多反思。

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余杰在推特上回复到， "[听众]只是少数，达赖喇嘛过于乐观了。"

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的谈判进展甚微。一月份，中国政府官员告诉达赖喇嘛特使，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主权的问题上，北京不会有任何让步，双方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

达赖喇嘛的代表说中国的警告相当专横，但是他们说尽管分歧存在，他们会继续寻求与北京对话。

北京拒绝和特使讨论西藏的地位，说中国只讨论达赖喇嘛回国的问题。他在1959年一次失败的起义后逃离了西藏。

周五的对话没有关于达赖喇嘛回中国的问题。"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问题会获得解决。"他说。

王力雄的twitter:@wlix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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